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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列强屡次侵华，大兵到来，如入无人之境。史称：这都拜中国汉奸所赐。汉奸也是“多智之民”中的一类。其所以置国家民族于不屑，天地良心于不顾，为虎作伥，荼毒同胞，无非是老子所说的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46章）。“罪”“祸”“咎”不正是汉奸们的写照？“可欲”“不知足”“欲得”不正是汉奸们的心态？对于汉奸，谁能治？
老子第二次直接提到“民之难治”这个命题是在《道德经》第75章，他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领导者们有为，领导出众，大有一番兴利革弊的作为，不是很好吗？“年青有为”应该是最受夸奖的，如果领导们精明能干，年青有为岂不是好事？可老子说：不然，不然，领导们越精明能干，就越要“无为”。根据韩非子的解释：第一，领导者们有为，根本是事实上的不可能。即使是一个县级的领导，或是一个学校的领导，如果什么事都要自己管，自己做，就算你二十四小时都不睡觉，累死了，也管不完，也做不好。第二，只要下面有人知道领导管事，那么他们的生、老、病、死，事无大小，什么事都得直接找领导，他们才放心。那么领导二十四小时光接见这些人，别的事就什么都做不成了。第三，下面知道了领导的“脾气”“底细”，就会“顺着”他来，希望能得到领导的特别照顾，或者直接欺侮、要挟到领导的头上去，目的是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领导一旦“落到”人家的手中，即使有三头六臂，也翻不了身了，结果什么事都是虎头蛇尾，什么好事也只有不了了之。因此，韩非子说：老子的教训，要领导们“无为”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领导应该是精明能干，而且品行优越的人。但他最重要的是严格分配各级下属的工作。分工一定要细，要明，要专，不可以一人兼两职，不可以一职兼两事，以便于切实考察他们工作的绩效，做得好就赏，做不好就罚。第二领导不可以随自己意思和喜好办事，一切要根据法律。如果没有现成的法律，他就要和大家“约法三章”去订立法律。发现法律有不合理的地方，就马上根据大家的善意修改。有了大家满意的法律后，大家依法行事。从此，大家见到的只有法律，见不到领导本人。是谓：上下贵贱皆从法，特别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领导自己也绝对不能超越法律之上，绝对不可以“法外施恩”，自破法网。不“法外施恩”就是“无为”。如果领导能遵守“无为”的原理原则和法则，成功可以接踵而至。史实一再证实，效果立竿见影，既快速，又实在。
领导也是人，免不了有时会想自我表现一番。尤其是在大权在握，有机会来个“法外施恩”时，于是就把自己放在法律之上的位置了。下面的人们一发现领导“可以商量”，马上就会走门路，拉关系，送礼，去和领导“商量商量”，要他“法外施恩”，他来，小自两罐茶叶，大至黄金、珠宝、汽车、美人、洋房，这要看他的目的大小而定。这就叫做货赂公行。一个社会，一旦发生了“货赂公行”的情况，那个社会立即就会出现不公平。一旦出现了不公平，大多数人们就会“失望”，同时失去了对领导应有的尊敬。领导受了人家钱财，沆瀣一气，大家半斤八两，还有什么面皮、资格去治理人家？领导一旦尊严扫地，满街被人叫骂，什么事就都做不通了。千万不能小看这个“货赂公行”，认为不过是个小小的人情而已。上行下效，就没有一件事不通过“贿赂”的。自古以来，亡国灭家都开始在这个“小小人情”上。因此“无为”是领导的护身符，也是社会的护身符，更是国家民族的护身符。因为，“货赂公行”好像是一件正在暗室里私相授受不见光的事，却马上在屋顶上被张扬了出去。这是宇宙自然大法，你知，我知之外，还有天知，地知。马上外国、敌国都知道了。兵法上要灭一国，先看他有否货赂公行。货赂公行是用间的先决条件，也是亡国灭家的先决条件！
此外，老子又间接提到“民之难治”，共有三种情形。
第一，“民不畏威，而大威至矣！（72章）”的不畏威之民。自古“威”与“德”是必须相提并用的。没有“德”，就用不了“威”。有了“德”，自然就有“威”。人民爱领导的“德”，感他的恩，自然佩服得五体投地。尊敬爱戴还来不及，怎么肯去冒犯他？他要是死了，人民自动罢市罢学，号啕辟踊，如丧考妣，香花永远供奉，希望他在天之灵还能来庇佑。他活着，不怒而威，人民战战兢兢，生怕惹他不高兴。领导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他望之不似人君，平时贪污腐败，对内无所建树，对外丧权辱国。人民从心里就瞧不起他，可他还要大摆威风。因此，人民就偏要冒犯他，他就大发雷霆，要杀要打。人民就越瞧不起他，越要冒犯他。如此节节升高，最后，弄到不可收拾。这种“威”，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就是“压迫”。民不畏威而大威至矣！就是说：人民反压迫，那时更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老子在《道德经》第72章中说：“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无狭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夫唯不厌，是以不厌。是以圣人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故去彼取此。”就是说：当人民不怕统治者的威力（压迫）时，更可怕的事就要发生了！不要逼得人民不得安居，不要阻塞人民谋生的道路。只有对人民不压迫，人民才会不感到受压迫，就不会反抗。因此，领导但求自知，而不可自我表现；但求自爱，而不可自居高贵。所以要舍去后者，而保持前者。这是老子建议领导们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基础方法。
第二，“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74章）”的不畏死之民。人民到了连死都不怕的时候，根本就没法治了。什么人能连死都不怕，从历史上来看，就是老子所说的“饥民”。人民为什么会饥饿？老子说：“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75章）。这里说的不怕死之民，不是指个别的江洋大盗，杀人越货，被法办后，以视死如归的姿态，表示自己是好汉。而是指着大众老百姓吃不饱饭说的。老百姓为什么吃不饱饭，老子说是因为政府苛捐杂税，或重税盘剥所致。过去特别是指着农民说的，因为所谓老百姓大部分都是农民。史称：中国以农立国，是因为中国80％以上是农民。政府重税盘剥的结果，农民卖妻鬻子都缴不过租来，就是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也就是上面才说过的逼得人民不能安居，并且阻塞掉了人民的生路。人民就说：反正是死，不如和你拼了。人民指着太阳发誓：“吾与汝偕亡”。这是载在《书经》里的话语，是用来警惕统治者的。历史上最有名的例子是：秦始皇大大的有为，东通大海（筑了六车道宽，笔直的驰道，为了去东海封禅游幸，寻找神仙。），西筑阿房，南修五岭，北造万里长城，这要花掉多少钱？如今在西安，大家参观秦俑，都赞叹得了不得，这还不过是秦始皇坟墓的冰山一角。他那么大的花费，钱从哪里来？钱不能从天上来，无非是搜刮老百姓来的。于是人民揭竿而起，三十六年而国亡。以后农民起义的事，历代都有。历史一再重演，而统治者我行我素，毫不在意。小则，杀得千里无人烟；大则，落得煤山上吊，社稷殒灭。老子早就谆谆告诫，为什么这种悲惨的局面老是重现，读史之时，真是令人废卷长叹，零涕不止。其实，也不过就是“政策适宜，税制合理”八个字而已！为什么汉文帝就能做得好，做得到呢？
第三，“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79章）”的“怨民”。顾名思义，这种人民老是喜欢“怨”，就是怎么都不能满他的意。不满意就是不满意，就算让他做了“侯王”，还是不满意，怨定了。这种人是患了严重的精神病，但是很少人注意到要接受治疗。这种怨民，在任何社区都存在着，就是你无论对待他怎么好，他还是有“理由”怨恨你。常言道，你把心肝都掏出来给他，他还嫌腥气熏了他。所以老子说：对这种人，你即使尽一切方法去化解了他的怨苦之气，他还是为自己保留着一部分的怨苦之气，如此怨怨不息，怎么办也好不了，安可以为善？怨民在心理上是特别自私自利的一种人，就因为他特别自私自利，就总觉得从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