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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能。10 年以后，这一想法再次被苏联的维克斯勒发现，引起了加速器
设计的一场革命。
四、“是我对政治的兴趣救了我的命”
1953 年西拉德在美国一所大学的一次讲演中说：“我年轻时对两个领域
很感兴趣，第一是物理学、第二是政治。我一直保持着对这两个很不相同方
面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西，科学家关心社会蔚然成风。但是像
西拉德这样从年轻时就关心政治的科学家却是不多见的。象西拉德这样有着
完美的道德修养、丰富的感受能力和崇高的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动荡不安
的世界上要想求得完善只有两条出路：宗教或政治。然而西拉德象爱因斯坦
一样没有选择世俗的宗教。“只要你仅为办成某些事情而恳求上帝，那你就
不是一个教徒。”这是爱因斯坦对西拉德说的话，西拉德明确表示“我同意
他的观点”。
不能乞求上帝，只能靠自己的政治实践，这成了西拉德唯一的选择，西
拉德第一次政治行动是1930 年计划成立一个“同盟会”，目的在于推进世界
和平，减少魏玛共和国日益严重的黩武主义、维持德国政体。但由于德国形
势的恶化，这个计划落空了。尽管如此，西拉德从事政治的风格却确定下来，
这就是崇尚理性，最清醒地判断形势，抓住每一点希望，设定新目标并创造
性地为之奋斗。1961 年华莱士在美国电视新闻中采访西拉德时，谈到对爱因
斯坦当年对他的评价，西拉德回答道：“是的，或许的确如此。但是我认为
理性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因此，在我扩大理性的意义时正说明我充满希望”。
作为年轻的政治家，西拉德在1930 年就预见到德国将要发生的一切。
1931 年他预言希特勒将在德国掌权，其原因不在于纳粹势力强大，而在于纳
粹没有受到什么抵制。1933 年1 月，希特勒上台后，他备好了两个箱子，准
备随时离开德国。与此同时，他竭力劝说他的一些同事离开德国。尽管如此，
他从德国的出走仍然有虎口脱险的味道。国会纵火案发生几天后，他乘空空
荡荡的火车顺利地到达了维也纳。可是第二天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火车里十
分拥挤，列车还被迫停在边境线上，每个乘客都受到纳粹党徒的严格盘问。
事后，当回忆此事时他总是说：“是我对政治的兴趣救了我的命”。
五、“事实上的原子弹之父”
公众把奥本海默称为“原子弹之父”，但是西拉德对原子弹的了解与贡
献也许超过奥本海默，从而了解内情的人（包括研究原子能历史的人）往往
把西拉德称为“事实上的原子弹之父”。
1939 年7—8 月间，西拉德两次（第一次与维格纳，第二次与特勒）来
到爱因斯坦处。其结果就是8 月2 日爱因斯坦通过罗斯福蜜友递交而致罗斯
福总统的信，与此同时交给罗斯福的还有西拉德1939 年8 月15 日写的备忘
录，这个备忘录除了更详尽地解释裂变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意义外，再次提出
了限制发表这方面文章的必要性。这与他们身为犹太人的经历和对希特勒的
警惕有很大关系。
爱因斯坦的信和西拉德的备忘录直到10 月11 日才送到罗斯福手中，这
才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总统下令马上成立了铀委员会。10 月21 日，西
拉德、维格纳、特勒参加了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讨论了原子能的前景。
1942 年12 月2 日，在芝加哥大学斯塔格运动场的看台下面，第一座自
持的链式反应堆试验成功，人类终于成功地释放并控制了原子能。当人们欢
呼雀跃之际，为此奔波了近10 年的西拉德却忧心忡忡。在费米与西拉德握手
庆贺时西拉德说：“这一天将被载入史册，成为人类历史上黑暗的一天”。
对于芝加哥的科学家来说，由于后期理论工作相对减少，在西拉德、玻
尔等人的鼓励下，开始思考原子能的社会政治影响。遗感的是，曼哈顿计划
一旦展开，西拉德却被完全排斥在决策层之外，仅仅被当成一个技术人员看
待了。他关于原子能的社会政治影响的思考很少为他的上司们所理解。他们
也很少征求他的意见。
为了使政府对原子能的社会政治影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西拉德决定与
“当时唯一一位能够交流的人”（即总统）联系。爱因斯坦再一次给罗斯福
写了推荐西拉德的信，西拉德写下了《原子弹和美国在战后世界中的地位》
的备忘录。这一备忘录预言了战备核军备竞赛，提出了控制原子能的设想。
与此同时，丹麦物理学家玻尔也向英美首脑发出防止战后核军备竞赛的信
号。
1945 年4 月12 日罗斯福的去世使西拉德的计划落空。在这之后，尽管
西拉德作过许多努力，但原子核释放的能量已经成为政府手中的权力。科学
家，尤其是西拉德这样的移民科学家，再也没有办法控制原子弹对日本的使
用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拉德为核裁军而倾注了全部心血，他从不谈及由
于他在研制原子弹中所起的作用而产生的内心的感受。据E·希尔斯说只有
一次例外，当特勒研制氢弹的计划得到官方资助时，西拉德说：“现在，特
勒将会知道负罪感是什么滋味了。”
六、“我们正走向战争边缘”
西拉德去世后，当人们总结他的政治活动时，曾有人说：战后“西拉德
从原子弹之父变成核和平之父”。
尽管西拉德是第一个动议研制原子弹的人，但他这样纯粹是为了对付纳
粹德国。当这种目的已不复存在时，他第一个提出了：“继续发展原子弹目
的何在的问题”。西拉德也是第一个提出反对使用原子弹的人。1945 年6 月
西拉德向奥本海默第一次说出“使用原子弹攻击日本是一个严重错误”时，
所谓“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大吃一惊。在西拉德等人发起和参与下写成的
《弗兰克报告》于1945 年6 月正式向官方提出不使用原子弹攻打日本的建
议。
为了加强道义的力量，西拉德1945 年7 月联合69 位原子科学家给美国
总统杜鲁门写了一份反对使用原子弹的请愿书，其中写道“。。战争越来越
残酷。。。我们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就会使世界在这条残酷无情的道路上
走得更远”。
西拉德及其他芝加哥科学家们的抗议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原子弹的使
用终于使世界在残酷无情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西拉德此时清醒地
认识到，要想增强道德的力量，必须把真相告诉公众及社会。在他的动议下，
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哈钦斯发起，于1945 年下半年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许多
政界知名人士都出席了会议。三天的会议讨论了核时代即将出现的各种问
题，诸如预防性战争、国际控制原子能、核查问题、世界政府等等。西拉德
称这次会议是他所参加的“最好会议”。这次会议为即将到来的科学家反核
战争和平运动进行了组织上的准备。会上所讨论的问题日后几乎都成为公众
兴趣的中心。后来，他又提出了“国际控制原子能的问题”，并发起了反国
内控制原子能运动，在公众中树立了“核和平之父”的形象。
西拉德战后政治活动的核心是世界政府，一开始他十分重视联合国在世
界事务中的作用，冷战的出现使西拉德把更多的精力倾注于教育及世界法
律。
思想交流、文化融合是消除冷战之必需，也是世界政府的基础。西拉德
的许多政治活动都是基于这一设想而展开的。战后，西拉德及原子科学家的
教育对象是政府官员和公众。核威胁成为人类的共同认识后，他又把希望寄
托在教育年轻一代。这种教育年轻人的基本原则可以在第一次帕格沃什——
科学和世界事务国际会议中提出的“和平与合作”的方案中看出。
1961 年前后，西拉德在美国各大学巡回讲演：“我们正在走向战争的边
缘”。他的讲演引起极大的共鸣，促成了消除战争委员会的成立。他个人的
热情鼓动，促成了又一场运动。“这为以后几十年科学家反战及环境保护运
动开了先例”。
在核时代，缔造和平者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为了维护40 多年的核和
平，我们可以列出一大串和平英雄的名字，而西拉德是这批英雄的佼佼者。
（金瑞）
“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了”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1945 年8 月6 日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