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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郁荣积极向校方建议邀请维纳来华讲学。1934—1935 年期间，维纳收
到清华校方发出的邀请信，具体是梅贻琦校长和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顾
毓琇，邀请他来华讲学一年。维纳对外国的中国之行充满激情。他不仅为了
旅行本身而热爱旅行，更主要的是父亲教育他知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每个
国家不管它的地位怎样崇高，都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地区。他从来就认
为，欧洲文化比任何伟大的东方文化更优越，只是历史上暂时的插曲，因此
他迫切希望看看这非欧罗巴国家，通过直接考察来了解这些国家的生活方式
和思想方式。
不久以后，他从日本来到中国。在清华大学安居下来之后，他参加了数
学系主任熊庆来的宴请。他在清华大学讲课用的是英语，所有的学生部能容
易地听懂。这些学生后来不止一个从事数学和电气工程，他们现在分布在中
国和美国的各个大学里。课余时间，维纳常常在教学楼附近啜饮由系里的公
务员泡的茶，跟同事一起下象棋、五子棋或围棋。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和李郁荣博士继续合作，发明了新式继电器，这
项发明作为专利被贝尔电话实验室买去，锁在保险柜里，变成一纸空文。但
这个成果使维纳考虑到把滤波技术应用于测定生物神经和肌肉的电势功能，
为以后的控制论打下基础。抗日战争的炮声打断了维纳和李郁荣的继续合
作。1936 年，维纳取道海上去奥斯陆参加国际数学家会议。维纳对中国人民
的抗日斗争深表同情，后来曾多次声援和募捐，并要求美国帮助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部队。
五、控制论的诞生
犹太血统的维纳回国以后，1940 年到1945 年，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的
工作。德寇飞机危及英伦三岛，入侵飞机的速度超过了用人的目力控制高射
炮所能反应的限度。维纳在一项空防工程中研究飞行曲线，和工程师比格劳
合作解决预测问题以及实现这个理论装置的结构，这很自然地涉及反馈，即
用理论位置和实际位置的误差作为输入来加以调节，这是生物神经控制活动
的一种典型机制。他称这忡方法为负反馈，他们用这种负反馈来控制战舰炮
的电力输入。当高射炮瞄准的方向和计算所指示的高射炮应当瞄准的方向不
同时，这个差用来调节炮塔的电力输入，使炮塔更接近于所希望的位置。
他请他的朋友——神经生理学家罗森布吕特博士——注意这个由比奇洛
和他一起产生的想法。维纳等所提的具体问题是：有没有这样已知的神经错
乱：病人在禁止时不颤抖，但当试图做某种行为，例如拿一杯水时，他就越
来越历害地摇晃直至这行为失败。罗森布吕特博士回答说：这种病态状况是
很有名的，称为动作震颤；这种错乱的病灶往往在小脑。小脑控制我们有组
织的肌肉活动和这活动发生的水平。因此，他们关于反馈在人体控制中起很
大的作用的猜测为下述确凿事实所证实：反馈的变态同正常和有组织的人体
行为的一种公认的变态形式非常相似。
1946 年夏天，在法国南锡大学举行一次的民间有关调和分析的数学会
议，维纳应邀参加，事实上，这次会议基本上讨论他的思想。在这里，他认
识了一个出版商，布尔巴基团体的创造人弗赖曼。应弗赖曼的要求，他答应
写一本书。维纳被这件工作弄得很苦，首先使他感到头疼的是：取什么书名
及为这个论题取什么名称。控制论这个术语是他能够找到的表达这个概念所
适应的一切领域的控制技术和科学的最好词语。维纳有关控制论的思想的整
个背景都在于他早期工作的经历。控制论除了在现有的科学中所起的作用以
外，还必定影响到科学哲学本身，尤其是科学方法和认识论即知识理论的领
域。因此，从控制论的观点看，世界是一个有机体，它结合的既不太紧密，
以致只有完全失去所有方面的一致，才能在某些方面发生变化，但也不太松
散，以致任何一个事物跟另一个事物能同样容易地发生。这个世界既没有牛
顿物质模式的那种严格性，也没有最大摘即热寂状态的那种没有细节的灵活
性，在热寂状态不会发生真正新的东西。这是个“过程”的世界，不是“过
程”导致终极热寂平衡的世界，也不是一切事物发生之前就由象莱布尼兹那
种先定的和谐所决定的世界。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知识本质上是认识的过程，在时间的尽头从宇宙的
渐近态中去探索终极的知识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渐近态（如果存在的话）
完全可能是无时间的、无知识的和无意义的。知识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必须
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加以解释，如果它需要加以解释的话，生活是个人和其环
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以永恒的形态存在的方式。这些就是维纳在撰写
控制论一书时头脑里所反复考虑的主要思想。1948 年，他的名著《控制论：
关于在动物或机器中控制或通讯的科学》出版。这本书立刻使维纳从一个在
他所研究的领域中有良好的、但有限的声誉的科学家一跃而成为一个知名人
士。《控制论》是他以前从未权威性地写过的那些问题的一个新的解说，同
时也是集他的思想之大成。此书极为通俗。它用朴实的语言说明动物（包括
人类）、自动机器和有机体的控制和通讯的共同因素，现已用于控制理论、
自动机理论、计算机程序和决策过程。
维纳之所以能够创立控制论，笔者以为主要是由于他拥有一个良好的科
学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有工程师、电工学家、生理学家、数理逻辑学
家、计算机设计家、心理学家、数学家、经济学家等各种人才，这样使他能
充分利用这些人的特长，发挥集体的智慧，在共同的范式下来攻克这个科学
难题。当他回忆起当时的科学工作法：“到科学的空白地区作适当的查勘工
作，只能由一群科学家来担任。他们不象一群下属围绕一个司令官，而是由
于要想理解整个区域和相互取长补短的愿望。其次，这个科学共同体发扬了
真正的哥本哈根精神。成员们常常自由地围桌而坐，谈话无拘无束，不许任
何人摆架子，这样就能够使成员之间能够交流没有完全定型的思想，甚至是
一闪念。有时请一个人宣读一篇论文提要，然后再接受一通尖锐的批评；有
时在一起工作一段时间，各种专家围攻一个共同的问题。维纳的《控制论》
就是在墨西哥国立心脏研究听写成的。1943 年，其中的一些人在普林斯顿高
级研究所开过一次会，1945 年，在墨西哥数学会议上又碰头过一次。1946
年在纽约召开过一系列讨论反馈问题的会议。1947 年春，维纳到英国和图林
讨论了控制论的思想。到1947 年，他的划时代著作才定稿。
1953 年12 月，维纳到印度进行了为期7 周的讲学旅行。在孟买他参加
了新建的原子能研究所的奠基典礼，奠基之后他出席了一个主宾是尼赫鲁的
聚会，得以有机会见到了这位世界知名的政治家。此后他又去了艾哈马达巴
德去参加印度科学院的大会。这里的主角是物理学家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拉
曼爵士，拉曼是一个应用物理学家和优秀的实验家，维纳在此作了两次讲演。
一次是关于他在量子论方面想做的工作，一次是预测论。当他返回孟买以后，
正值印度科学大会在海德拉巴举行。孟买有不少印度和外国第一流的科学
家，因此维纳获得了一个教学相长的良机，这是他印度之行得益最大的部分
之一。他在印度积极从事新的创造性工作，而不是仅仅介绍已经做过的工作，
这一事实使他更加靠近印度的数学家，超过他本来所能希望的程度。
晚年的维纳，其思想仍然十分活跃，兴趣不断转移。他一生的学术活动
似乎就是一个负反馈过程。他以敏捷的思维，惊人的记忆力和对实践的高度
重视，不断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他由一个纯粹数学家变成一个应用数学家，
而且在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1964 年，他到斯德哥尔摩讲学。3 月18 日，因心脏病猝发逝世，终年
70 岁。对于维纳本人来说，他的心脏不允许他的头脑再多运转几年，这无疑
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已看到由他开
创的控制论已进入第二代。70 年代以来，有人提出频域、时域（状态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