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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最大最值钱的，当然是美女的屁股。其次是名人的屁股。再次才是重要人物的屁股。这人不一定出名，或名气不大，但身居要津。他的屁股坐哪边，屁股上有哪个家族的胎记，都可能左右局面。值得有志者紧紧盯着，详写起居注。
美女的屁股实在好看，也十分耐看。俊男也是如此。香港影星梁家辉脱演《情人》，他的屁股就风靡欧陆，把法国姑娘迷得七颠八倒，被誉为世界上“最优美的屁股”。法国姑娘想必是见过很多世面和很多屁股的，她们的评价该有相当的权威性。
从前中国人认为，自己的脸眉清目秀，比洋人好看。洋人深目高鼻，看去总怪怪的不顺眼。后来发明了美学，情势倒转，又觉得自己的脸反不如洋人的好看。该深的不深，该凸的不凸，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难怪就有人，养成专看洋人脸色行事的癖好。……不料这一回，明星竟用屁股为中国人挣了面子，功劳不小。只不过拥戴这屁股的，也还是洋人。
民间有句歇后语，叫做“屁股上画眉毛——好大的面子”。其意并不在混淆屁股与面子的区别，好像只短了两条眉毛。而是说需要起来，二者不妨互相借用。脸不管用的时候，可以拿屁股当脸；屁股不够用的时候，又尽管拿脸当屁股。反正手心手背都是肉，屁股面子都长了皮。
历史的经验证明，无论怎样大的面子，也都大不过屁股。所以很多时候，屁股比面子更被人看得起，更让人买帐……惟一技术上要过关，要画得好“眉毛”，才拿得出手。
跟人脸“华丽的装饰”和生动的表情相比，本色天然的屁股，不打哑谜，的确更能提供给读者以“准确的信息”。尤其那些一阔就变的脸，那些表情虚伪、装腔作势的脸，那些打肿了充胖子的脸，真比屁股还难看，或者说不如干脆去看屁股。因为屁股倒少有虚假的时候，看起来不让人心里堵得慌。
人们总以为，脸皮长得嫩。一个人大胆老脸，才被形容为“脸皮比屁股还厚”。其实误解。生理学家告诉我们，人身上最细嫩的皮，长在屁股蛋上。屁股蛋得天独厚（只是肉厚，皮并不特别的厚），深藏不露，韬光养晦，甘于寂寞又活得滋润，偶尔还坐坐禅什么的，岂有不保养得光滑细嫩的道理？脸不同，它抛头露面，风光是风光，却终日辛苦，既要袒受五官的刺激，又得做尽表情以表现七情六欲；还不免日晒雨淋，饱经风霜；男人把它当铜墙铁壁，拿最利的刀刃去刮，女人则把它作为最舍得下剂量的化学药品的试验田。结果老得飞快。
屁股的美较为静态和自然，却并非完全没有表情。欠一欠，撅一撅，翘一翘，拍一拍，耸一耸，扭一扭，抬一抬，磨一磨……这都是表情，比脸的动作热烈又更微妙。人们为什么老拿脸比屁股、拿屁股比脸？就是因为二者皆能创造表情。没表情的屁股，仅仅只是屁股。除了生理功能，不会有什么社会价值，更遑论创造经济效益了。
早几年，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人体油画大展”。一位模特儿跟邻居吵架，邻居恨恨地讥骂道：“只要老子高兴，买你一百张光屁股的画片来，贴得到处都是！”
被艺术家看中，画成油画，还出了印刷品，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屁股，美得很。到了恶邻眼里，却大大地现了一回丑态。他要买一百张去张贴，当然不是弘扬艺术，而在于宣扬其丑（如果这是拍写真集的玛丹娜，她可高兴死了）。有意思的是，丑和美的强烈反差，竟如此集中地体现在一个“光屁股”上，而不是乳房、腋窝、肚脐、腹股沟或生殖器。
盖因为屁股是人身上的关键部位。它位置适中，承上启下，能伸能屈，牵一筋而动全身；它线条简洁明快，体积感强，浑然天成，一分为二；它给人充分的想象空间，可以朝上升华，也可以往下联想，更能引导人“向前看”；它蕴含着原始的冲击力与凝聚力，静如处子动如猛虎，能攻善守，外柔内刚；它平时默默无闻不争论，然厚积薄发，广收博纳，开腔必惊四座，一吐为快，荡气回肠，远胜巧言令色的“话的力量”；它豪放而又细腻，粗犷不失妩媚，憨厚透出机敏，肃穆藏着戏谑，蓄狂傲于谦卑，寓伟大于平凡；它出粪便而不染，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条短裤掩风流。
艺术家画屁股，与画脸有很大的不同。脸一看就知道是谁，性别，年龄，经历，贫富，身份……大致都能在一张脸上读出来。罗中立画《父亲》，一眼就能从那张黝黑的脸膛上认出他是陕北的老农。画屁股则属于“纯艺术”，或曰“为艺术的艺术”。因为我们不大可能光就一张屁股去辨认它的主人（除非跟模特儿吵过架的邻居），不大可能确认它究竟是专制的还是非常民主的，是像鸽子一样和平的还是像老鹰一样凶猛的。它只有美丑之分，而美是艺术的真谛。
登上艺术的殿堂，还不是屁股所能发挥的最大功效。毕竟艺术史上，我们能见到的屁股仍远不及脸多，不然“邻居”也不会大惊小怪要买一百张来贴了。屁股最有力的一招是登上“宝座”。我们都知道，是好屁股放在哪儿都是好屁股，无论坐宫殿，坐监狱，或是坐在自由女神的火炬之下，都会本色不变。感受却总归不一样。难道坐硬板凳的屁股，会和坐软卧的屁股同样惬意吗？难道大雪天在西北黄土高坡的风寒中拉屎的屁股，会和星级宾馆豪华套间的抽水马桶上的屁股同样快慰吗？难道“把牢底坐穿”的屁股，会和坐部长交椅的屁股同样理直气壮吗？屁股与屁股没有什么差别，但人与人的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屁股。
然而也有风险。明代的朝廷时兴“廷杖”，大臣犯了事，或一言不合冒犯了龙颜，一声喝令，当众扒下衣裤打屁股。不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肚子里有无才学，这时候一概没用，只看屁股上的肉厚也不厚。肉厚的打则由他去打，打完挺起身系好裤带抖抖裤裆又是一条好汉，可以谈笑凯歌还。顶不济用点药敷敷棒疮，好好将息一向便了。肉不厚就有些麻烦，重则一命呜乎；轻则落下个终生残疾，“坐骨神经”什么的，一辈子受用不完。
打打屁股，比动不动推出午门斩首，安全多了。缺点是人格上要受点污辱。本来峨冠博带的很威武，忽然当众肥白出一个屁股来，送爪牙们噼噼啪啪一顿排，这算什么事儿？人身上哪儿不好打，惟耳光与屁股打起来不同凡响，都带折辱的意思。也就是象征意义大于伤害意义。当然“象征”也是一种对心理的伤害。如果仅仅惩罚肉体，可以打头、打腋、打腰，打脊梁骨，乃至打打下身，都能事半功倍。只是施刑者多为蛇蝎心肠如锦衣卫，动手往往过狠，拼出老命，将其安全系数降至最低点。“很多人在受刑时被立毙杖下，幸而得存者也在臀部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痕。”（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这大概又可以引来作为“皇帝的本意是好的，坏就坏在下面的执行人”的明证。
中国人从小就练打屁股，这几乎是每个家庭的必修课。上至皇子皇孙，下至平民百姓，没打过屁股的都叫缺乏教养。及至成人，自然也就不怎么把当堂脱裤子太当回事。有点儿怨怼，有点儿愤懑，但也有点儿光荣。明代专门有人靠廷杖获取“忠直之臣”的名号而流芳百世的。三国时周瑜玩一招苦肉计，结果使本不怎么出色的黄盖名垂史册。打黄盖用的“脊杖”，即脱衣裤至露出尾脊而杖之，也就是打屁股。
《水浒》好汉武松流配孟州，管营相公要打他一百板屁股当下马威。他昂首道：“都不要你众人闹动，要打便打，也不要兜拖。我若是躲闪一棒的，不是好汉，从先打过的都不算，从新再打起。我若叫一声，也不是好男子！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儿，打我不快活。”真是血肉横飞，方显出英雄本色。
《红楼梦》里，贾政打宝玉的屁股更精彩。尤其打过之后，女人们把宝玉围起来疼爱的那一段情态，灌水的灌水，打扇的打扇，褪裤的褪裤，送药的送药：
宝玉……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心中自思：“我不过捱了几下打，他们一个个就有这些怜惜悲感之态露出，令人可玩可观，可怜可敬。”
综观中国的打屁股史，可以总结一点，都是地位高的打地位低的。长辈打晚辈，上级打下级，牢头打犯人，官家打平民，皇帝打大臣，主人打奴仆等等。至于有的打出名气，有的打出豪气，有的打出千娇百媚的情态来，那是始料未及的。而地位高的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