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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春节返新加坡省亲。大包小包，全是託带之物；皮箱纸箱，尽都託送之礼。新加坡地方小，挨户传递，固也没啥。然而就在登机之前，她的顶头上司──大概是校长之类，忽然差了一位工友，送到一个用玻璃宝匣装的细瓷观音像，有半人之高，传言曰：「假使没有困难的话」，「顺便带给某某某」。柏老当时就主张硬塞进行李袋，压碎也好，挤碎也好，反正不是你压你挤的。但女学生不肯，只好像捧一个定时炸弹似的，小心翼翼兼粈牙裂嘴，捧着它飘洋过海。
夫古之时也，交通不便，旅行艰难而且危险，一个人经商在外，或到远地做官（专门东看西看的观光朋友，似乎只有徐霞客先生一人），就如石沉大海，是死是活，消息杳然。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叶，还是如此。《阅微草堂笔记》上就有一则故事，一个河北省人到两千公里外的云南省当县长（知县），该县长得罪了他手下的一名仆人，仆人老爷为了报一箭之仇，就悄悄溜回，宣称县长死啦，没钱运柩，他只好回来求救。呜呼，该县长家，本来贫苦，好容易弄到一官半职，势利眼有厚望焉，马屁出笼，他家才算初享温饱，一听恶耗，势利眼一哄而散，不要说运柩啦，连日子都过不下去，悲悲惨惨，不在话下。三年之后，县长老爷高升知府，派专人送银子回家，全家才大喜若狂，势利眼再重新集合（对那仆人狠狠揍了一顿没有，书上没说）。这桩传奇性的悲喜剧，是一个尖锐的例证，说明从前託朋友带东西也好，带封信也好，不但有必要，而接受请託，也是崇高的助人品德。是以殷洪乔先生屁股，理应打的稀烂。
问题是，自从邮政建立，火车汽车，飞机轮船，连穷乡僻壤，都无远弗届。实在想不通，为啥还要託带两篓柿饼和几件花衬衫？柿饼是不腐之物，衣裳更是不坏之体，用海运寄出，同样可以到达，却存心要把朋友当做牛马。然而最奇异的，还有带信之举，信又是封口的，万一里面谈的是贩毒、绑票、勒索，或其他更要命的政治上的禁忌，一旦「案发」，纵是一百张尊嘴，都分辩不清也。国内航空邮资不过三元，欧美地区航空邮资，不过十二元，并不是沉重的负担，却存心教朋友把筋都跑断。所以柏杨先生虽把柿饼投到淡水河，因理直气壮，屁股可免。至於代他们投邮，更属大慈大悲，还应得奖才对。
事实上，不仅从国内带东西到国外，纵是从国外带东西回国内，灾难同样惨烈。而且也不仅託带东西，还有託买东西，节目更是热闹，跑腿朋友从香港买到后，却在海关没收啦，好吧，怎么交代吧，主顾交给你的是白花花的银子，你却交给他一张没收单或保管单，恐怕三十年交情，立即废於一旦。幸而过关斩将，呈现到他阁下面前，「哎呀，俺不是声明要翠绿的呀，你怎么买墨绿的呀。俺不是说要三十八寸的呀，你怎么买三十九寸的呀」。面色如铁，痛不欲生。跑腿的只好退钱，如果不退钱，三十年交情也准泡汤。但是，惨不忍睹的还在后面，那就是上海式「闲话一句」型的主顾，「拜託，带瓶巴黎最好的香水，多少钱回来照付」。跑腿的立刻就得成为腰缠万贯的大财主，胆敢故意装穷，说「没有钱」，那就是瞧他不起，天理不容。千辛万苦买了回来，主顾一把抓到手里，「克丽丝汀迪奥，就是它，就是它，有眼光，有眼光」。一看发票，花容失色，喊曰：「你说啥，五千八百元，上个月迷死王带的一瓶，才一千八。」要想维持这份友情，就得倒赔四千，而且还成了登记有案，恶名昭彰的诈欺未遂犯。
现在，观光护照开放，人人都可出国，但这种託带东西，託买东西的传统文化，仍炽烈如昔，几乎砸到每一位跑腿朋友的头上。拒绝吧，情断义绝，一旦倒毙街头，狗都不理。接受吧，实在力不从心。每到一个地方，光也不敢观，亲也不敢探，一头就撞进百货公司，一面採购，一面心里嘀咕，不知道称不称主顾的心，满不满客户的意，至於送货到府，更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如漏网之鱼，好容易万事已毕，又要赶赴下一站矣。
带东西也好，买东西也好，送东西也好，本来是丁点小事，但这些丁点小事，却足使跑腿朋友叫苦连天。这是一种只想到自己，没想到别人的私心作祟。朋友的可贵，在於互相帮助，即令不能帮助，也不要平空增加对方的困难。柏老常听有些人叹曰：「当一个中国人，真是太累。」大累不必说啦，仅只带东西买东西小累，就能累死。
我们盼望的是，每个中国人都应有设身处地为别人想一想的教养。珍惜友情，爱护自己所爱的人。除非必要，不再轻易託人带东西买东西，这是一个开端。呜呼，别把自己的面子，建立在困扰别人的行为上，阿门。
认真检讨自己
──只怪别人掩鼻，却不医治自己口臭，只会招来更大的厌恶。
八○年代第六愿是──自己争气，莫一味把别人怨。
春节之前，一位大学堂女教习，想去美国一游，万事具备之后，签证之日，洋大人把所有证件看了又看，又把她打量了又打量，然后发问曰：「你年纪轻轻，又这么漂亮，而且英文说的比我还好，又是研究的尖端科学，又是富婆。好啦，老奶，我问你，你到了美国，为啥还要回来？」女教习一听，像挨了一记闷棍，想不出怎么会冒出来这种奇异之问，楞了半天，答曰：「我一个单身女子，待在美国干啥？」洋大人曰：「以你的条件，包管一到美国就嫁。」女教习曰：「我未婚夫在台湾呀。」洋大人曰：「你可以解除婚约。」女教习曰：「我在台湾有财产呀。」洋大人曰：「你可以卖掉，把钱汇去。」女教习曰：「我在台湾还有母亲。」洋大人曰：「那更简单，你可以接去。」女教习曰：「我跟学堂的聘书是两年，还有一年满期。」洋大人曰：「中国人的合约不可靠，照样可以一走了之。」女教习曰：「我当然会回来，我爱我的国家，我爱我的祖国。」洋大人曰：「这种口号，我们可听的多啦。除非你能提出使我们信服的非回来不可的理由，我们不能签证。」女教习浑身发抖，狼狈而出。
柏杨夫人也有同样类似的节目，去年（一九七九）她去签证时──最近柏杨先生一有机会，总是提起她老人家「去美国」和「在美国」，有大学问在焉，一则是故意宣传，以光门楣（再过些时，我还要一口咬定她跟卡特总统握过手，对过话，在一起吃过烧饼油条）。二则发生在她老人家身上的典故也特别多，自容易就地取材。呜呼，女教习所有的条件，柏杨夫人一个也没有，天塌啦也不能在美国安家落户，按说签证时应一帆风顺。可是豆腐里也可挑出骨头，洋大人猝然曰：「阿巴桑，看你肚子奇大，定是要赶到美国生产。」老妻正要跳高，洋大人再一瞧，肚子奇大不过一堆废肉，而且阿巴桑也超过生育年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竟没剖腹检查，就让她过关。
这不过是两个并不突出的例证，突出的例证举起来，更教人吐血。到美国观光，是把中国人的钱花到美国人身上，即令不被当成祖宗，至低也应受到欢迎，即令不被欢迎，多少也应受到尊重。清王朝末年，英国一位作家目睹东南亚华侨的悲惨境遇，曾叹曰：「当一个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真是一种苦难。」想不到二十世纪末叶，在台湾自己国土上的中国人，所遭受到的轻视和羞辱，仍如往昔。洋大人认定了在台湾的中国人都崇洋媚外，都千方百计的想一去不归，都不爱祖国，都以做一个美国人为荣，都希望离开自己的祖国越远越好，这种认定能把人气死又复气活。然而，在气死又复气活之后，我们这样「被认定」的中国小民，似乎应该用冷水浇浇头，仔细的思上一思，想上一想。嗟夫，教洋大人产生这种坚强认定的，谁使为之？孰令致之？难道洋大人天生异禀，从娘胎里便瞧不起中国人，一降生便这般认定乎哉？他们在其他国家为啥不如此，而只在台湾如此，对其他国人为啥不如此，而只对在台湾的中国人如此。咦，「看啥客人，端啥菜碟」，徒气别人端的菜难以下嚥，不气自己身无分文，就永远只能陷於气死复气活，气活再气死的恶性循环。柏杨先生有一位女学生，在签证时，洋大人曰：「我们对所有未婚的中国女性，一律拒绝，看你纯洁诚恳，破例一次，请为所有中国人建立一个榜样。」老奶伸脖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