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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习班里，一切都是买卖，而且是无情的买卖，学生跟教习之间冷若冰霜，老板跟教习之间也冷若冰霜，而教习跟教习之间，同样冷若冰霜。柏老曾参观过台北最大的补习班之一，看到下课时的奇景，不禁吓了一跳。诸教习像沙丁鱼一样的挤在休息室，乌黑一片，却鸦雀无声，大家面目痴呆，精疲力尽，互相间不交一语，不但谁也不知道谁姓啥，简直是谁也不知道谁是男是女。盖正式学堂上课，教习可慢慢的讲，扯扯闲话，发表发表属于自己的见解，训训学生出口自己的闷气，而补习班却是严阵以待，教习必须使出浑身解数，真刀真枪，一有冷场，就要卷铺盖，话题稍离考题，也得卷铺盖。严格说来，挣那份银子可真不容易，那不能称之为教书，只能称之为拚命。下得课来，自然奄奄一息。
有些恶补大王一星期能教五十六小时的课，不分昼夜，埋头苦讲，连星期天都不休息，目的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而是奋不顾身的赚钱，于是，台湾的教习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恶补教习，小焉者生活宽裕，悠哉悠哉。大焉者除了没有私生活，没有人生的情趣外，其他应有尽有，汽车焉，洋房焉，有的甚至跟恶补老板比美，此乃第一等人物，使人起敬起畏。另外一类就不必提啦，只靠固定薪津的正规教习，面有菜色，迂不可及。
──其实当教习的，还有两条大路发展，一是搞上一个有钱或有权的腿抱之，弄个顾问、委员、董事、监事之类的名堂，一旦奉命，立即提笔上阵，搬出学术理论来支持大亨怎么搞都是正当的。另一是钻个官做做，「学而优则仕」，中外如此，谁也没啥可说。
问题是，教习老爷岂真愿当恶补大王哉，乃不得已也，现在的待遇，初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六七千元。高级中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八九千元。大学堂的教习，每月大约一万余元。我们说「大约」，因为教习每月到底多少钱，谁也不知道，教习自己也不知道，恐怕请主计会计的朋友张口，也一言难尽，盖数目无几，却名目繁多。倒转过来说，虽然名目繁多，却数目无几。生在笑贫不笑娼的工商社会，五口之家，真得有点挺劲。要想进一步的温饱──台湾亚热带气候，夏天长而且热，应该改为要想进一步的凉饱，如买个电风扇，或雄心万丈，买个二手货的冷气机之类，既然没有别的妙法，只好乞灵于恶补矣。
学生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是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恶补的唯一目的也是使学生老爷考上学堂──学生老爷必须能考上学堂，教习老爷才有钱可拿。补习班老板好像月下老人，把双方撮合在一起，两情相愿，各取所需。跟美容院一样，有它存在的社会条件，再大的力量都无法把他们拆散，更阻挡不住它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三大考场舞弊案
希望中华文化在考场舞弊案的处理上，复兴复兴。
恶补的历史，可谓古矣，却在今年（一九七八）出了可大可小的纰漏。台北市培元补习班，在戒备森严的联合招生委员会中，来一个钱能通神，弄到试题，该补习班的学生老爷遂有福啦。当事情喧腾之初，联招会官员怒发冲冠，一推二六五，咬定试题没有外泄，凡说外泄的，都是恶意中伤兼包藏祸心。这是传统官场中的「摀粪缸盖」绝技，啥事都承认，就是不承认错误，对任何批评，就跟刺蝟一样，自己先行口吐白沫，针锋森森，教人不敢张嘴。不幸的是，这次没有摀好，被查出了真赃实据。印刷厂小小的吃了官司，培元补习班悻悻的关了辕门。硬嗓子的官员，则竹报平安。事态如此重大，处分却如此稀松，于是国人大惊。
这使我们有勇气回顾清王朝的三次考场舞弊巨案，三次考场舞弊，分别发生于一六五七、一六九九、一八五八。
一六五七年，南京主考官方猷先生，副主考官钱某先生（名字一时记不起来），二人率领十八位考试官，有志一同，大做买卖。发榜的那一天，全城哗然。一位考生老爷就写了一本《万金记》小说，「万」者，「方」字去一点也；「金」者，「钱」字去一边也，把送贿受贿的种种关节，作详细的描绘。清政府不但没有逮捕该书的作者，反而下令调查，把方猷先生的本家方章钺先生抓到北京。方章钺先生遂供出全部内情──跟「万金记」书上说的一模一样。清政府就把全体考生（举人），集中起来再考一遍，花钱的大爷遂全部露了原形。结果是，方猷、钱某两位正副主考官砍头，十七位考试官一字排开，一个个绞死（考官之一的卢铸鼎先生，鸿运当头，早翘了辫子），他们的父母妻子，全体放逐到边疆，财产全部没收。那露了原形的有钱大爷，一齐充军。
跟南京考场舞弊巨案同时，也是一六五七年，首都所在地的顺天（北平），考场也发生舞弊。主考官李振邺先生、副主考官张我璞先生，眼睛只看见银子，没看见十年寒窗苦读的贫穷考生。他们跟有钱的大爷约好，由有钱的大爷在试卷上作一个暗号，然后按暗号行事，代价是银子六百两。以当时的购买力而言，一个人一个月的伙食，不过二两。六百两够一个人吃二十五年，可谓庞矣大矣，无怪动人心魄。动人心魄的结局是，李振邺、张我璞以下，包括行贿的考生，以及中间的媒介体。一齐法场斩首，家产没收，父母妻子有祸同担。
四十年后的一六九九年考场舞弊，也发生在顺天（北平），放榜之后，大家先是瞪眼，接着是奔走相告。那时候还没有报纸，只有用笔写的「招贴」满街飞。清政府也没有捉拿写招贴的要犯，同样的也立刻明查暗访。主考官李蟠先生，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大儒」，七十岁时考取了状元，皇帝玄烨先生瞧他一副德高望重的模样，不久就派他当主考官，在科举时代，当主考官是一种最大的荣耀。副主考官姜宸英先生，则是李蟠先生同榜的探花。但状元也好，探花也好，照样见钱眼开。
明查暗访的结果是，李蟠贬窜到蛮荒，姜宸英死于监狱。
五十年后一八五八年考场舞弊，是三次考场舞弊案中最大的巨案，地点仍是顺天（北平）。主考官柏莳先生，官拜宰相之职（军机臣），而且还拥有「紫禁城骑马」的殊荣。副主考官是部长级官员朱凤标先生（尚书），跟程庭桂先生（左副都御史）。柏莳当大官当的时间太久，一切不在乎，加上年老体衰，凡事都交给他的侍从（门丁）靳祥先生去办。靳祥先生小心恭顺，把柏莳搞的心服口服，当作亲信，一切都听靳祥的。呜呼，驴大啦，驴尾巴也大啦，俗不云乎：「宰相的家奴七品官」──县长就是七品，靳祥自然威振天下。不知道他收了那位曾当过演员的平龄先生多少银子，反正是平龄先生考试及格，高中第七名举人。夫「演员」在现代社会，贵不可言，柏杨先生这一生最大的憾事，就是缺少一位演员朋友，自觉门楣无光。但在十九世纪，演员却是没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平龄先生这么往上一窜，自然喊声雷动。
平龄先生是第一个关键人物，第二个关键人物是罗鸿绎先生，他阁下的程度比平龄先生的程度要高，但在成绩上仍差一大截，于是靳祥先生就跟考试官之一的浦安先生，合作无间，把另一位倒楣考生的试卷换到罗鸿绎先生名下。这本是高度的机密，天老爷也不会知道。可是，偏偏平龄的事一闹大，靳祥一被捕，这件事以及其他类似的五十余位有钱大爷的事，全抖了出来，其中竟然有副主考官程庭桂先生的儿子在焉。处理这件巨案的程序仍是老办法，清政府把那些考生（举人）集中到皇帝的「南书房」，作一次覆试。作文题目「不亦悦乎」，作诗题目「鹦鹉前头不敢言」，结果丢盔撂甲。平龄先生拿起笔来就好像抱起一门重炮，战战兢兢，汗出如浆，怎么写也写不出几个字，这不能怪他，他本来就不认识几个字。罗鸿绎先生比较高级，倒写了几句，但也只是几句而已。
靳祥先生不过一个宰相的仆役，竟能把国家最隆重的考试大典搞的天昏地暗，当然不简单，盖他的主子当他的靠山支持他，谁都木法度也。靳祥先生认为「天塌啦有大个子顶住」，现在塌啦，大个子却顶不住。皇帝奕诧先生鼻孔冒烟，召开御前会议，要裁决怎么处理时，只有十七位高阶层参加，气氛紧张，以致身为部长（尚书）的麟魁先生竟吓的撒了一裤子青颜色的尿（据说是胆破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