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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一个作家不容易独力带动某一种文学风潮，需要有传播媒体的相对提倡，更要有杰出编辑家的苦心经营，才能创造机运。报导文学在台湾获得如此成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社会因素，那就是工商业突然使社会的节奏加速（二十年来，台湾经济一直在快速成长），因为一个新兴的社会正急遽发展，在台湾，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物质丰盛，社会繁荣，一时带来许多精神上的超载，反映在现实上，诸如：农村及劳动阶层结构的变动所留下的后遗症；生活享受提高，资源开发与运用过度，造成自然生态的失调；集体大量生产下，优胜劣败，强者生存，因而原来迟缓弱势人事的式微等，这许多发展出来的事项，使读者已经大异于五○年代的读者，心情也不再有五○年代的悲愁，他们迫不及待的要求立刻参与现实行动。这种刻不容缓的心情，使他们无暇在纯文学的创作天地里，慢慢的吸收启示，接受薰陶，消化作者寄托的意蕴，他们须要立刻化观念为事实，抓住眼前问题的核心，立即寻求问题解决之道。台湾的报导文学就在这样的需求下，迅速的扩展，社会人心动向，也一呼百应，作了强有力的支持。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也同样有这种现象，以及这种现象的价值如何？但，在我们的国家，的确是如此。举例来说，我的第二本「报导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显着的说明。再赴金三角报导孤军后裔生活
我于一九七○年代后期出狱，不久有机会跟《中国时报》和高信疆合作，那就是，在上述的《异域》一书中，一部份拒绝撤退的人，仍留守在泰国北部山区，事隔二十年，他们或已逝世，或已衰老，有的互相婚配，或与当地人民结合，繁衍子孙，而他们的后裔都已成长，我们关心这些后裔，《中国时报》认为我是这项报导的最适当人选。
那是一次危险的实地访问，我和我妻张香华──这次我们一块儿来爱荷华，在一九八一年一月出发的前两天，金三角正值鸦片战争爆发，我们在当地唯一可得到访问线索的对象，已中流弹身亡。但我们仍毅然前往。这次涉险，回到台北后，我写出《金三角？荒城》，在《中国时报》连载，这是继《异域》之后，造成轰动的另一部报导文学，孤军苗裔的贫苦，绝望，使在台湾的中国人无限悲痛，读者含着眼泪，把捐款送到报馆，（而我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要求捐助）三个月后，收到六万美金之谱。
然而，捐款不过是读者反应的一部份，一个盛大的雪中送炭──「把爱心送到泰国北部」的运动，如火如荼展开，这是一项极有恒心和毅力的救难活动。同时，电视报导也推波助澜，加上了电视影像的介绍；从此，大家悲怆的知道，孤军后裔在先天自然条件恶劣的蛮荒丛林中，不但生活没有开拓的可能性，政治压力更使他们的处境进退两难，尤有甚者，在一九八一年的金三角鸦片战争中，被别有用心的野心家，故意的把他们跟贩毒集团拉上关系，使人产生一种混淆的印象，认为金三角的华人，都是富可敌国的毒枭，或者，如不是种植鸦片的烟农，就是贩卖鸦片的毒贩。这些野心家，为了眼前一点利益，把不依附自己的一些人，说成是毒枭、毒贩，结果，使金三角这块原已十分神秘的地方，便增加几分诡谲的恐怖色彩。
事实上，大多数悲苦华人的命运，才是我们此行关心的重点所在，这块被毒枭、毒贩、野心家丑化和污染的金三角土地，埋葬过多少战士的英魂，他们是我的国家长久内战之下，被遗弃的孤儿，是苦难时代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后裔却仍受困于无法解开的悲苦的命运连环，命定在世人心目中，和毒枭、毒贩搅和在一起。我写《金三角？荒城》，就是想使他们的身份还原。
然而，我这种以人为本位的报导方式，却引发一场政治性争论和干涉。首先，右派人物不满我没有大力颂扬他们的坚贞、神圣、英勇的反共立场；接着左派人物却指责我的报导，有意掩饰国民党残余武力利用鸦片毒害，遂行军事野心。同时，我们同胞的激烈热情，使泰国政府不满，终于在今年（一九八四年）六月，正式下令，不准许任何来自台湾的爱心活动，进入泰国北部，并收缴难民手中残余的枪枝，封锁难民村，阻止难民的中文教育。
以上这些，就是我从事报导文学，先后得到的经历。如果说，我的报导有一点正面意义和作用，那么，如今面对着金三角大多数华人的际遇，及我的报导给他们带来今后势将更难预卜的困厄，我实在是衷心难过和无限愧咎。在无情的军事，和狰狞的政治强大力量下，地可以动，山可以摇，人民的血泪无辜的流着，我觉得我的笔，力量太脆弱，任何报导都吉凶难明。〈穿山甲人〉反应热烈
除了以上这两本书，是以一个地区的一群人，做为我的写作素材之外，另外，我又有一个以个人为报导对象的写作经验，那是我自泰国回来不久，曾把一个异国华人女孩的悲惨情况，向我的国人报导出来。因为，我在一次应邀赴马来西亚首府吉隆坡作演讲时，发现了一个名叫「张四妹」的女孩，她从出生下来就罹患怪病，全身长满鳞片，痛苦不堪，除了过着与世隔绝的隐闭生活外，三十年来，由于家境贫苦，从没有机会接受治疗，或改变命运的希望。我把她的情况写下来，于一九八二年七月在台北《中国时报》上和香港《百姓》半月刊上发表出来，用她一向被人称为的「穿山甲人」为题。
这篇短短不到六千字的报导，反应迅速而具体。台北设备最完善之一的长庚医院，立即承诺为张四妹免费医治，《中国时报》则表示，愿意负担张四妹从吉隆坡至台北之间的来回机票旅费，而吉隆坡的《新生活报》，则表示愿意派出专人护送和迎接张四妹往返。张四妹终于在台北接受治疗。在台湾，中国人民则为这位异国女孩，捐出了美金三万元，在香港亦捐造了港币三万多元。三个月后，这位女孩在病情大有进步下，带着我们举国人民的祝福和爱心，返回马来西亚。
我举出我实际从事「报导文学」工作的一点成绩，也提出我遭遇的困难，算是一个「报导文学」工作者的工作报导。最后，我准备介绍我的国家，截至目前，在「报导文学」工作上，不同方向和比较突出的几位作家。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各位看来当然十分遥远和生疏，但，在今天这个人类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彼此存在的问题，往往是相通的，而这些作者中，我相信有不少将是明日，甚至已是今日之星。
文化资产保护方面，杰出的有邱坤良对台湾民间戏曲活动的报导，李利国对红毛城的报导。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较有成绩的是马以工、韩韩、心岱、刘克襄。他们致力于大自然的维护，诸如对树林、鸟类。国家公园。海岸等，提出强有力的呼吁，提醒人们重视生态问题，爱护自然环境。
社会阴暗面的发掘与探讨方面，古蒙仁、林清玄、陈铭磻，他们对台湾山地民族的关怀，唤起了平地人良心的觉醒。此外，翁台生对麻疯病院的报导，也曾耸动社会。
以上是我所经历及观察到，「报导文学」在我的国家文坛上的一些现象，我不能说「报导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在我的国家，已发展成一个圆满的极致，但我相信它的发展还有许多余裕，可以充份发挥它特有的社会功能，同时也在文学的领域上，继续开出繁茂的花，结出丰硕的果。（张香华整理）
──一九八四？一○？香港《百姓杂志》
台湾是谁的家
去年，台北《自立晚报》主办一项作家座谈会，一位环境保护学者，呼吁台湾岛上每一个人，都要了解，自己不是过客，而是主人；主人，就要爱护自己的家园；这呼吁使人动容。但与会的香华却提出不同的意见──我同意她这个意见，她说：「不应该有谁是主人，谁是过客的区分。即令是过客，也要爱护逆旅，跟爱护自己的家园一样。」因而回忆在爱荷华那段日子，我们住在五月花大厦，几乎每隔两三天，香华都把每个角落，以及床腿，以及空气调节器风口，都洗涤干净。临行时，连床单、被单、以及锅碗瓢盆，也一一洗涤，使它们跟初来时一样清洁。
香华跟我都是爱荷华的过客，但我们爱五月花大厦，跟爱台北我们的家，没有分别。事实上，人生在世，哪一个不是过客？年龄最高的人瑞，也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