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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作家协会座谈会时，一位作家称赞我跟鲁迅一样，但在有人忽然咳嗽了一声之后，他急忙补充一句话：「当然，柏杨不能跟鲁迅相比。」我感觉到有点异样，但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错，后来西安一次座谈会，一位作家朋友也直率的说：「当然，柏杨不如鲁迅。」我才发现政治已把鲁迅推到一个他不愿被推上的位置：那就是君临天下！
封建社会愚昧的造神运动，无论成果如何辉煌，当大门洞开，人民睁开眼睛之后，一定会激起强烈的拒抗。我好几次听见年轻人对鲁迅价值重估的声音。第一、他们认为鲁迅胸襟褊狭，在很多地方（像有人批评他翻译的《死魂灵》），他死不认错。第二、他用字造句，艰涩灰暗，有时甚至并不通顺。
这一类的议论，从另一个角度评估鲁迅，在大陆是石破天惊的。但我认为，它明显的目的是，企图帮助鲁迅先生洗清政治污染，恢复一个作家的自然面目，意义至为深长。在西安一次谈话中，我告诉听众朋友，柏杨当然比鲁迅好，各位当然比柏杨好，你们的下一代也当然比你们好。武侠小说是很好的消遣读物，但我不喜爱武侠小说中传统的意识形态：祖师爷顶尖，以后一代不如一代：秘笈越古越妙不可言！这种意识形态是倒退的，中国人应该头脑清晰的了解，我们要像工业国家的电子产品一样，第二代比第一代好，第三代比第二代好。优秀的子孙必须是「不肖子」，「不肖子」才是好儿子，才是国家的希望。如果所有人的儿子是「肖子」，再过五千年，中国还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对严秀、牧惠、弘征三位先生把我跟鲁迅相提并论，惹来围剿，深致歉意；如果毛泽东在位时代，三位早已家破人亡，想到这里，更觉亏欠三位良多。
签订第一份合约
尊重智慧财产，恢复独立创作自由，建立版税制度，是台湾对大陆的贡献！
我虽然谢绝了上海作家协会的接待，但北京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先生仍然邀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是巴金，在上海住院，我曾经要求晋见这位前辈，但茹志鹃女士告诉我：「巴金先生有病，不见客人！」我本来想提醒她：见与不见，应该由巴金本人决定，不应该由第三者决定，但中国人似乎习惯于「为了他好」──替别人当家作主：如果我坚持的话，回答是可以预料的。
所以对冯牧先生的邀宴，十分高兴。
截至一九八八年年底为止，根据我们已知的资料，大陆没有资本主义世界所了解的民间团体，号称民间团体的中国作家协会，事实上是人民政府所属各部会中的一个部会。台湾一度流行「笔部队」，不过一句响亮的口号而已，大陵才真正有「笔部队」。中国作家协会就是中国作家管理局，主席就是中国作家总管，一个写作的人，经管理局批准后，就可参加笔部队，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也就是成为人民政府正式官员，领取薪俸。共产党或政府，当然有权教他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但作家们仍可利用多余的时间，从事创作，这些创作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时，以及将来出版成书时，可以分别得到稿费，但以后，那本书就跟自己一刀两断。交游广阔的朋友，书销得再多，不但没有增加收入，反而要再花钱购买送朋友。酱缸文化是不尊重智慧财产的，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看起来，高级知识份子不如一个扫街工人，所以版税制度无法建立，加上中国人又死爱面子，爱面子就是：越不顾死活的牺牲别人，就觉得自己越有尊严的奇怪逻辑。「我的朋友是作家，我如果买他的书，岂不是脸上无光！假如他不送给我，就不够意思。」这种观念，送书遂成为作家的沉重负担。
大陆作家无法了解台湾作家不隶属一个单位，怎么能够活下去；台湾作家也无法了解大陆作家隶属一个单位，怎么还能自由创作。在大陆社会没有突破性进展之前，大陆作家还不敢拒绝接受薪俸，我建议他们自己印书，问题是你如果不隶属一个单位，你连纸都买不到，连印刷厂都找不到（要切记，纸厂和印刷厂都是国营），即令千辛万苦出版，没有发行管道，只好堆在家任它烂。然而，就在这种极不利的创作条件之下，大陆作家仍有动人心弦的创作，实在不易。
在上海一次关于台湾版权的座谈会上，认识了主持该项座谈的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副总经理陶庆军先生，对于跟从来没有版税观念的公司，讨论版税，没有基本的共识，双方面都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大陆出版社最大的困难是书籍定价由共产党人民政府规定，根本不包括版税，一旦付给版税，成本就超过定价，卖得越多，赔得也越多，全国出版社都得倒闭；如果不限制书价，就现行书价再加版税，大陆读者就无力负担。他们打听台湾的版税情形，当他们知道台湾版税普通是一万本以内百分之十，一万本以上百分之十五时，大为惊骇，原来大陆的计算恰恰相反，书卖得越多，作家得到的越少──我弄不清楚是怎么计算的，反正我的惊骇跟他们一样的大。这使我想到要求尊重智慧财产，恢复独立创作自由，建立版税制度，将是台湾对大陆的贡献。
大陆印我的书，最大的一家是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柏杨版资治通监》已印行到第三十册《自毁长城》，他们是付美金的，当我到北京的第三天，负责人就把美金支票送来，自从一九八四年开始，美国、香港、台湾各地朋友，都认为中共绝不会付外汇，并嘲笑我天真，但我肯定他们绝对会付，我的判断来自历史推演。除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付美金外，其他出版社则只付人民币，某位台湾作家曾经为他们不能付外汇表示美中不足，所以大家都宁愿跟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打交道，一位出版社负责人教训他说：「你真笨，大陆骨董、宝物，堆积如山，那点外汇算什么！」那位台湾作家不禁大为兴奋，不过我警告他：「如果你因偷运国宝出境被捕坐牢，一定会后悔巴不得从没有写过小说！」不过，即令果真如此，也有困难，仅印行《丑陋的中国人》，就有六家出版社，再加上其他十几本书的出版社，北自长春，南到广州，东自上海，西到西安，遍布中国，假使我要坐火车按家逐户讨版税的话，恐怕要整天坐火车，坐上两个月（台湾坐火车是论小时的，大陆坐火车是论天的），即令时间允许，骨头也会零散。
于是，到北京后，我就跟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签约，把我所有的书，全部交给他们代理，我则一律收百分之五版税。在我这百分之五的版税中，公司抽取百分之五服务费。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自称是民间机构，事实上它是国家出版局的一个附属单位，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真正的履行合约。这是一个崭新的试探，大陆及香港报纸曾为我们的签约，发布新闻，说明中共的重视，我祝福双方合作愉快，如果能使台湾作家和大陆出版社都对他们产生信赖感，那将是两岸之福。
鲁迅的后裔受打击
是这些一面倒的嘲讽，使我站在周海婴一边！
鲁迅先生在大陆上的崇高威望，超过起伏不定的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元首。可是，他的儿子周海婴所受的庇荫，却日渐消失，而且遭到反弹。周海婴先生虽然仍住在亲王级高级住宅区，不过，就在最近，他却吃上官司──从理直气壮的原告，变作气急败坏的被告，又在各种名目下付出败诉费十六个月的薪俸（两千元人民币），使他突然间感到世态炎凉。
导火线是日本「学研社」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购买《鲁迅全集》日文翻译出版权，人民文学出版社把鲁迅的后裔抛到脑后，好像已没有人存在。周海婴先生感觉到屈辱，就向北京中级人民法院控告人民文学出版社侵权，并追讨积欠他老爹鲁迅先生的稿费。这恐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迄今，四十年来，第一件民告官的诉讼，也是「官民平等」观念的第一次出击，所争的不仅是智慧财产而已，诉状是一九八六年六月呈递上去的，是一个使人振奋的消息，但也使人担心这桩民告官会有什么结果。
北京中级法院判决周海婴败诉。
判决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先生的稿酬，截至一九五八年止，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