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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大陆如果今天敞开大门，可能有五亿人跑掉！」他说：「你错了！至少九亿！」这是幽默，但一个很多人都想离开，而政府却偏偏不准他们离开的国家，一定是一个落后而又黑暗的国家，人民势将为它流出更多的汗珠和眼泪。
你骗人
「我们什么都不相信，对谁都不相信！」
我们终于确定十一月二十日离开西安，对一直在自由世界，习惯于打一个电话，飞机票就送到家的旅客而言，到了大陆才知道行旅的艰难，使我对所有帮助我们购买车票、机票、卧铺票的朋友，充满感谢。大陆刚刚开放时，对台湾同胞确实惠予很多方便，时至今日，当然仍有很多方便，不过有时候必须再加上人情；硬碰硬的「台湾同胞」气氛，已逐渐没落，《中时晚报》社长高信疆先生，比我先到北京，他自己去友谊宾馆订房间，柜台服务官告诉他没有房间，他指着「优待台湾同胞」招贴，服务官嗤之以鼻说：「台湾同胞已经不时兴了。」
随着归期迫近，青年朋友来访的更多，西安华岳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书，为了促销，他们仓卒决定，要我去他们的门市部古旧书店给读者签名，我的感冒不断加重，但我仍答应作这件事，想不到的是，这项纯签名，却发展成为一次跟读者之间的一场大聚会。感谢陕西政协报记者石炎岭先生事后送给我的两卷现场录音带，使我虽然事情已过了几个月，仍能作详细的回忆。
当我和香华抵达古旧书店时，门口已挤满青年学生，我怀疑怎么能挤进去，更怀疑怎么能签名？好容易挤进去后，在一张准备好的桌旁坐下，人群涌上来，争先恐后的把书举到我面前，加上从背后越过我的肩膀和头顶伸过来的手臂和书，遮住所有光线；我像被蒙到布幔里，什么都看不见，只听到震天的喧哗吵闹，和有人不断的提出问话，简直无法写一个字，而华岳出版社总编辑王平凡先生除了高喊：「不要挤、不要挤！」一时也束手无策。我挣扎着站起来，请大家把姓名地址写在一张纸条上，夹在书里，我会带回人民大厦，签名后挂号寄还，但吵闹得太厉害，有人叫玻璃打破了，有人叫书架要倒了，我一再重复我的提议，仍有人递书上来，非要马上就签不可，有人大喊：「你不可能签完，到时候你一走了事。」我保证说：书签不完，我不离开西安。这才使声浪稍稍减低，我再一次请大家把书交给古旧书店，如果能维持秩序，我愿回答各位提出的任何问题，这是一个有效的镇定剂，大家才鸦雀无声。
事实上大家的问题只围绕在《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上，最早发问的读者质疑说：「依你的观察，我们中国人会不会继续丑陋下去？」当然不会，因为中国人已觉悟到自己的丑陋，证明中国人已有能力改正自己的丑陋，只有不承认自己丑陋的中国人，才会继续丑陋。这道理比鼻子长到脸上还要明白，一个人必须承认当众撒尿是错的，他以后才会停止，如果他认为当众撒尿美不可言，他一辈子都会当众撒尿。一位读者认为柏杨有说真话的美德，我反驳他：说真话不是什么美德，那是做人的基本人格。想不到这一句话引起的热烈掌声，震耳欲聋，我深深了解大家的感受！一位读者问：「台湾同胞对大陆有什么看法？」我说：「害怕！」他说：「怕什么？」我问：「你难道不怕？」另一位读者说：「一国两制呀？」我问：「我赞成一国两制，但谁保证一国两制！」人群中再传出夹着笑声的呼叫。一位读者问，怎么才能提高中国人的品质，这问题比天还大，我没有能力答覆，但我介绍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的一段话，他说：从前中国人喜欢做大官，后来又喜欢做大事，把做大官当作奋斗目标固然不对，把做大事当作奋斗目标也容易落入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陷阱；他呼吁每个中国人应立志做小事！提高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品质，必须用一点一滴的小事累积；一次再大的瀑布大雨，不能造成江河。
录音带使我回到当时现场，对西安读者的爱护，至为感谢。因为下午还要出席华岳出版社主办的有关海峡两岸出版文化情况，跟西安出版界座谈，所以中午必须赶回人民大厦（座谈就在人民大厦会议室举行），两位华岳的朋友架着我的双臂，把我从人群中带出大门，我告诉他们，这倒很像押解人犯！而就在我刚要上车时，三、四位青年学生拦住我，说他们买不到我的书，愤怒的指摘古旧书店故意不卖给他，准备将来好卖大价钱。我认为不可能有这种事，他们不信，我要他们把姓名地址写下，我会分别送他们各人一本签名书，一位青年大声说：「你骗人，只不过把我们支开就算了！」我告诉他：承诺就是承诺，催他快写，我这时已经上车，那位青年在车窗外嚎叫说：「我们受骗太多了，听的承诺太多了，我们什么都不信、对谁都不信！」司机不断按喇叭，他悲愤的拉住车门，我告诉他：「同学，请你相信我一次，假设我再骗你，你再绝望不迟，给我一个机会！」他写了一个字条给我，我接过来，小心的放到皮夹里。
权力痴呆症
不管有没有制衡，只要是权力，当权越久，越自以为是。
当天晚上，华岳出版社把要签名的书送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出那位青年交给我的纸条，等找到后，发现他写的地址是西安第二中学，但名字却潦草不清，无法辨识。我对那些签名潦草的人，一向头痛，彷佛天底下的人，谁都认识他。这一次，我除了头痛外，还十分紧张，立即吩咐女婿曹长安，拿着那张纸条去第二中学，一定要查出他的名字。第二天晚上，长安回来，告诉我已经查出，使我大为欣慰。当我正在为他签名时，他和昨天在一起的三四个同学，来到房间，对我不好意思的笑着，忸怩的坐在地板上，我不敢相信他们就是昨天在古旧书店前咆哮的青年，他们是那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余岁，但可以推测到的，却是他们年轻的心灵，恐怕很早已受创伤。此刻，不过一天之隔，他们变得那么温和、理性；以后他们就一直坐在那里，安静的听着我跟原已在座的几位年长客人谈话，深夜方才告辞，带着我题赠给他们的书；在门口，握手再握手，看他们高兴离去的背影，想起他们肩上所负荷历史留给他们的千钧重担，是继续正直的走下去？或是终于跌倒？我感到无限忧戚。
我们就要走了──离开西安，这个三千年前的古都，周、汉、唐三大王朝，已像云烟一样，消灭得无影无踪；积压在心头，最难排遣的，还是血泪未干的文化大革命。西安，这个巨城，看过多少盛衰兴亡，文化大革命中「最新指示」那种惊天动地大银幕动作，却是空前绝后的奇异场景，当巨城已经入夜，人民已经入睡之时，忽然间一声呼叫、一声哨响，宣布伟大的毛主席从遥远的北京中南海所作的「最新指示」，已抵达西安，于是，人人都从床上跳起来，疯狂的奔到各自的单位，像京戏里跪接帝王「圣旨」的仪式，把毛泽东先生的「最新指示」高高供奉，大家就在下边誓言效忠，要一直热闹到天亮，筋疲力尽。
中年以上读者们，向我叙述当年情况时，那副恐怖和茫然的眼神，使我战栗，我曾经问他们：「难道没有人怀疑？没有人拒抗？」众口一词的回答是：「没有，大家都像是中了邪！」事实上，那是一个空前大规模的精神裹胁，由于内心深处的懦弱和畏惧，只好竭力表现跟别人一样。严厉的惩罚像一条挥舞的鞭子，每个人都希望躲过它，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群众，不过是一群精神裹胁下，吓怕了的可怜虫而已。
──在大陆，「人民」一词，神圣莫测。拿破仑先生曾经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在大陆，人民永远站在权力最大的一边！文化大革命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另行发明「群众」一词，专门对付「人民」。国务院副总理陶铸先生，当他向张春桥先生要求释放某一人时，张春桥说：「我同意，可是群众不同意！」
毛泽东先生是中国历史上读书最多的君王之一，尤其对《资治通监》，了解得十分透彻，他应该知道任何建立在特务手铐上的个人崇拜，都只是眼前欢，却偏偏勇猛的在手铐上建立圣洁的塑像，凡是警告他不要相信手铐的朋友，都被扣上「反人民」「反党」铁帽，脑浆崩裂。他迫不及待的寻求历史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