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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先生所言，如果中国二千年来所实行的，根本是法家而不是儒家，那么现在中国早就成为法治国家了，为什么还是人治？实行了两千年之久的儒家式的专制，实行了五十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式专制，千万人头为维护它们而落地，千万孤儿寡妇为维护它们而大放悲声，只因为被人唾弃，忽然有人大喝一声宣布说：「它是假的！」就打算把过失一笔抹杀，要重新来过，岂不使人毛骨悚然！
儒家是陈旧药方
在中国，权＝钱，天理、国法、人情，都抵不住权势。这是不是「人治＝德治」主义的后果？如果树立法治的国家，「权＝钱」，或「权＝知识」的现象是否可以风消云散？
「权」跟「钱」相通，是世界性的现象。资本主义国家，金钱决定一切，有钱的大爷藉着民主制度，透过选举，掌握权力，然后，再把权力转化成为财源，没有权就没有钱。社会主义国家，则权力第一，有权的大爷藉着无产阶级专政，透过国有财产制，累积财富，再用财富巩固并扩张自己的权力。──反正是，人一旦陷进「权」和「钱」漩涡，就有了麻烦，千万圣人绞尽脑汁，想解决二者造成的不平，纷纷失败。人，虽自称为万物之灵，看来智慧有限。
文明国家对「权」和「钱」都有法律上和道德上的约束，使它不至发飙「狂奔」，因为发飙「狂奔」的结局，一定是栽倒在地，七窍流血。在政治上，就是引起穷人和平民的反弹，掀起革命。这种自我约束，在日本神户、兵库大地震事件中，充份呈现。我敢肯定，如果换了我们中国人，一定做不到。
西方文化认为人性是软弱的，带有原罪，受不了「权」和「钱」的诱惑，所以制定法律，作出种种防范限制。中国古人一直希望出现「真命天子」，今人则一直希望出现「英明领袖」，从不敢想像用法律限制「真命天子」和「英明领袖」的行为。有一年，台北市政府要重罚违规的车辆，就有酱缸蛆之类的人士，大声斥责，要求应该沟通才是，不应动不动就罚，结果台北的交通到今天都混乱不堪，每天都有撞死人、撞伤人的报导。「德治」是个童话，专门说给智商还没有成长的学童听的。儒家那一套，治理中国两千年都没有治理好，竟然还有人认为那帖古老的药方，今天仍然是万灵丹。对中国人而言，岂不是遇到劫数！
日本曾羡慕改朝换代
古代罗马帝国的统合原理是「罗马法」。这一点同秦帝国一样。可是历代中华帝国的统合原理是以天子为顶点的，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如果没有定于一尊的德治思想，中国是否还能维持统一国家的局面？如果秦代自始皇开始一直传至万世（如果历史可以假设的话）。中国是否自二千多年前已同古罗马一样，会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中国如果自嬴政大帝起，一直传到万世，不见得会跟罗马帝国一样，恐怕会跟日本帝国一样。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真是政治学上一大奇蹟，对不断改朝换代的中国人而言，简直无法了解：在一个什么契机下，产生「万世」理念，建立「一系」制度？先生对日本历史比我清楚，一定知道日本有些学者，曾经羡慕过中国的改朝换代，认为不应该「万世一系」。
「罗马法」所以建立权威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构成族群太多，如果不用固定的标准，便会激起动乱。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使人平等，不受欺负，这才能维持社会稳定，所以《圣经》上的保罗，虽是一个小人物，他在本籍巴勒斯坦被判刑后，仍可以连同差役，飘洋过海，到罗马上诉。当时的中国是单一民族──中华族（汉族），又有儒家的德治，不可能发展出法治的社会。
美德都在书上
在《柏杨语录》中，最使我拍案叫绝的一句，莫过于：「你说，中国人有美德！请问，中国人的美德在哪里？都在书上。」这一句话实胜过万言书。对于挖出中国伦理道德的本质，如此简洁明了的至理名言，纯属首闻。类似此言，不知有无前例？
理想世界中的仁义道德、做人道理，是说给别人听的，现实世界的作伪，是自己愿做的吗？
这段话太过严厉，我十分抱歉，但也是我被激起的愤怒。有些发高烧的人在竭力为传统文化辩护时，所举的例证，仍限于书上才有，现实生活上却找不到。我希望用恶狠狠的言语，刺激中国人猛醒，把书本上的美德，转化成行动。我们不要书本证明，只要行动证明，和自己心灵证明。
君子和小人
在理想的世界中，中国人讲尽人所有的仁义道德，要别人杀身成仁，舍身取义。可是大部份的人都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在生死边缘徘徊，为了求生保命，而不得不尔虞我诈，苟且偷生，什么事都能干出来。也因此，而形成一直要人实践仁义道德的「君子」与为了求生而无所不干的「小人」吗？
中国人从开始有文化的时候，便习惯于二分法，把很多事物「两极分类」，好像一个看电视的儿童，不断问大人银幕上那家伙是「好人」或是「坏人」？如果是「好人」，即令那家伙手拿钢刀杀人，孩子也不会害怕，如果是「坏人」，即令那家伙正在甜言蜜语，孩子也吓得不得了。于是，中国人分为「君子」、「小人」，用儿童的观点观察社会，「好人」就是「君子」，「坏人」就是「小人」，当初，君子是指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小人是指穷光蛋，但这经济的意义不久就消失，进入政治斗争场合，「君子」是字典上所有赞美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圣贤人物，「小人」则是字典上所有下流词汇都堆到头上的坏胚。所以中国政治，永远是「君子」和「小人」的斗争，你诟骂我是小人，自称君子，我诟骂你是小人，也自称君子，于是混乱成一团。名垂千古的诸葛亮《出师表》上，就警告皇帝要「远小人」，问题在于怎么知道谁是小人？大家在混乱中厮杀，结果胜利的一方自称是君子，失败的一方也自称是君子，胜利者的一方指失败者是小人，失败者的一方也指胜利者是小人，千篇一律，单调无聊。
反智与反商
儒家思想以「何必曰利，唯有仁义而已」或「正其谊不谋其利」的旗帜，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至今不但官界，连学界还是瞧不起做生意，认为做正当生意赚钱是丢人的。
可是中国大陆自文革以来，读书人成了臭老九，自「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风气是否已完全打破传统的「反商」情结？大家向钱看以后的中国人，将蜕变成为何种「新人类」？
中国统治阶级从古代就有两项守则：一是反智、一是轻商。儒家定于一尊后，并不是帝王尊重知识份子，而只是重用儒家当保镖护院，儒家也小心翼翼的推行帝王的愚民政策，以便帝王称心快意，大小赏给他一个官。儒家一旦和政治结合，思想垄断，就形成反智，于是尽量推广他们的「教化」，如为父母守三年之丧。他们的徒子徒孙更认为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完全否定知识的功能。
二十世纪民国初年，胡适先生等一批人提倡白话文，反对的都是知识份子，认为连贩夫走卒都可以写文章，岂不是斯文扫地。他们之反智，只是为了一旦教育普及，他们那点知识失去市场，便没处噉饭了。毛泽东先生是中国最后一位反智的君王（我竭诚的希望这样），所以他教唆他的群众反对天下所有的权威──只除了他自己的权威！
轻商实质上也是反智，商人和农人简直是分别居住两个星球的人，差别很大，商人的知识程度普遍比农夫高，因为他们需要记账、通信，眼界也开阔得多，而且有冒险精神。我在台北北新路住的时候，巷口有个卖衣服的地摊，老板是个年轻人，一面抖着手上的毛衣，一面厉声高叫：「一百元一件，血本无归大拍卖，要钱不要命！」这个「要钱不要命」是商人投机性、冒险性的基本哲学，使帝王对他们不敢信任，但这也使商人赚钱的同时，成为推动改革的手，民主政治骨子里就是商人政治：主张协调商议，讨价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