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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天安门广场中央，像站在一片灯海之中，万籁无声，我凝视着天安门城头巨大的毛泽东先生遗像，他头上的「八字发」浓厚的分开两旁，这个绝顶聪明，以熟读《资治通监》闻名于世的阴谋家，他对中国人心，有灵活的把握，他了解，他作再多的恶，中国人不敢反天子的奴才性格，就是他的保护符，他将永远独霸龙头。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无误，在他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批判他。一九七六年的北京政变，一举粉碎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标榜的就只是反江青、反张春桥、反姚文元、反王洪文，而不敢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是天子，中国人的奴才性格，表露无遗。我们看到很多伤痕文学，包括当时一些高级官员的子女和家人写的文章，他们痛斥江青女士、林彪先生之余，没有一个人敢触及到罪恶之源。在文化大革命山崩地裂的大风暴中，毛泽东先生让江青、林彪完全蒙蔽，好像是个木偶，以致政变后称江青女士等为四人帮，而把毛泽东排除在外，认定文化大革命跟毛泽东无关。但大陆上广大愤怒的人民，当说到「四人帮」时，总是同时伸出五个手指，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沉默抗议。事实上，毛泽东先生是整个犯罪集团的首脑，应该再加上林彪、康生，合称七人帮。没有毛泽东发号施令，什么事都办不到，没有林彪的军队，没有康生的特务，更是连别人的一根汗毛都动不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过四个可怜的小毛虫。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此，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写出真相，说明中国人的懦弱和卑屈。德国人有勇气批评希特勒、俄国人有勇气批评史达林，中国人却没有勇气批评毛泽东。以毛泽东为首的五人帮，污蔑知识份子是臭老九，就事实真相而言，有它片面的道理。
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暴乱。因为人们受尽痛苦，早已觉悟。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我认为像文化大革命那种反潮流、反人性之类的暴乱，恐怕随时都会发生。人们所说的「再也不会发生」，是指原班人马登场，江青女士再出来干嚎，毛泽东在天安门再出来亮相，也发动不了红卫兵。那当然发动不起来，历史不能回头重演。问题是，只要培养毒草的土壤在，它就一定会再长出毒草，只要制造牛鬼蛇神的工厂在，它就一定会再制造出牛鬼蛇神，而大陆这种土壤和这种工厂，仍原封不动的存在，只是因为过度疲惫的缘故，暂时沉寂，一旦九霄云外，响起野心家的巨雷，灾害仍会重现。因为，人们已把文革遗忘，政府也在故意推行遗忘政策，中国人口头上最可怕的两句话：「算啦，算啦！」「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这是两句毁灭中国人的话，表面上听起来是一种宽厚心理，实际上是掩饰内心恐惧的外衣。德国慕尼黑纳粹集中营纪念堂石碑上，刻着一段警句：「当人们忘记这件灾难的时候，这项灾难就会重演。」中国大陆也是如此，当人们忘记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时，文化大革命绝对会再重演！根本用不着到一九九○年代，就在八○年代，一次精神污染、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连电视播报员的衣服都改了装，而这两次运动之所以无法推展，是由于上面克制，而不是由于人民抵抗。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化大革命纪念馆」，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但官员却热烈反对，人民和官员一旦对立，人民总是大败，官员的目的就是要人民忘记创伤，官员脑筋稀奇之处，在此又多一例证。而更稀奇的是：直到今天，人民政府还要坚持毛泽东理想，大概自己也觉得脸上挂不住，于是声称：「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本人没有关系！」这可是只有中国人才敢发明出来的怪诞逻辑，发明这项怪诞逻辑的官员，大概坚信别人的智商跟他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对毛泽东在大陆上的地位感到不解，但历史上却有前例。那就是颠覆唐王朝、另行建立南周王朝的女皇帝武照，她阁下不但灭唐王朝之国，还把唐王朝皇家骨肉，几乎屠杀殆尽。当唐王朝复国时，武照当然是一个叛徒，当然绑赴刑场，当然屠灭九族。可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她不但没有被绑赴刑场，反而当起唐王朝的皇太后，皇帝还要向她叩头请安。因为，重建唐王朝的皇帝李显先生，是武照的儿子，皇帝固可杀叛徒，儿子却不可杀娘亲，偏偏叛徒是娘亲，无法下刀，更不要说灭九族了，灭九族第一要杀的是叛徒的儿子，而叛徒的儿子却是皇帝自己，七搅八缠，最后只好拒绝承认武照是叛徒，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毛泽东先生的情形，跟武照女士类似，如果把他正名为叛徒而除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了头，再加上有些人的私欲和保护既得利益，遂使毛泽东先生得以维持南周王朝瓦解后武照女士所维持的地位。
那天深夜，十月三十一日的深夜，就在天安门广场，我凝视毛泽东的巨像，他在屠杀和凌辱了千万以上共产党后，竟然仍受共产党当权派的赞美，不禁百感交集。共产党能不能开创第二共和的新气象，摆脱丑恶的第一共和的阴影，中国人是不是还要继续当奴才，我们只要看那幅巨像会不会继续挂下去，就可得到讯息。
──摘自一九八九·九·五·台北·林白版《家园》自我批判中国人死不认错，不知是否同人治的社会、德治的社会有关系？文革时期曾经风行一时的「自我批判」，也流行到日本。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闻过则喜」的群众大反省运动？响应孔丘先生的「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的群众运动？
毛泽东先生的「自我批判」，不是承认错误，不是基督徒模式的悔改，而是一种巨爪直撕心灵、直撕人性尊严，恋尸狂犯罪的发作。即毛泽东所谓的：「引蛇出洞」的斗争。最精彩的是，有蛇固然要交出蛇来，没有蛇也得在心里制造条蛇，掏出来献给主子。所以，「自我批判」是训练谎言，和制造恐怖的工具，中国大陆几乎一半以上（也就是除了儿童），包括现在坐在权力宝座的一些巨头，过去都曾经在「自我批判」中，承认许多他从没有做过的事。毛泽东先生竟有这么可惊的能耐，使人惊叹！即令是日本天皇，想短短二十年内，把日本人变成一个说谎的民族，恐怕也办不到。
先生说「自我批判」曾流行到日本，我真高兴终于被日本人摒弃，如果迄今仍在身体力行，灾祸是可以预期的。
恋尸狂式的「自我批判」是正常「自我批判」之敌，也就是：假「自我批判」是真「自我批判」之敌；不但不是「自我批判」，反而阻碍「自我批判」，恋尸狂式的「自我批判」呈现出的全是假象，只能据以斗争，不能据以改过。真正的自我批判，必须根据事实，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一种扑杀敌人的政治手段。
悲剧的元凶
我认为政治体制的一元化（中央集权）与思想体系的一元化（定于一尊）压制了竞争的原理，是中国所有悲剧的元凶。不知柏杨先生的高见如何？
我同意，不过更可以追溯到传统文化的基因。
二十一世纪是谁的世纪
柏杨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中国人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于幻灭。来了一个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
可是最近随着「改革·开放」的热浪又再度流行「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有可能吗？
就在二十世纪，中国出现两位恐龙，手拿狼牙棒，一个狼牙棒上刻着「社会主义」，一个狼牙棒上刻着「三民主义」，在酱缸中打得天翻地覆，千万人民丧生在他们的狼牙棒下。最后，战败的一位逃到一个海岛上，每天过着草木皆兵的日子，不断诛杀一些可怜小民，用来壮胆压惊。另一位则蹲踞北京，英勇的发挥「窝里斗」精神，造成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希望也是绝后）的对人命和人性的邪恶摧残。这种惨不忍睹的后遗症，在二十世纪残余的几年时间内，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两个庞然大物事实上跟过去其他帝王一样，只是酱缸的牺牲品。在这个悲惨的基础上，我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