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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嚷又嚷了一大段，真是抱歉。现在且把我老人家杜撰的办法说出来，以供御览。
这办法简单明了，现在仍在台湾的孤军朋友，大概可分为两部份，一部份过得很好，既有房子，而手头又有几文。这一部份朋友，不必狠心插手啦。另一部份恐怕迄今仍民不聊生。民不聊生朋友中，有些尊名在《异域》中出现过，有些则没有出现过，反正不管出现过没有，如果希望得到甲先生赠款的，都请备一份户籍誊本。在书中出现过的，则请加以注明（最好指出某页某行）。没有书中出现过的，则请贵阁下写出当时的番号──从军到排。赠款是每位一千元为单位，如果只有一位来信，则一万二千六百元全数奉上，如果有两位来信，则二一添作五，三位来信，则三一三剩一，依此类推。但如果来信的朋友超过十二位，则仍以十二位为限。
我们所以这么约法三章，得说明一下。第一、户籍誊本者，实万不得已，盖总得有点客观的凭据才行呀，如果连这份随时都可向区乡公所领到的户籍誊本都告免，就成了天女散花矣。而且柏杨先生不但要向甲先生交代，更打算在报上登登，公告征信，所以不希望发生来去无踪的现象，实际上已转赠啦，而天底下却根本没有这个人。我老人家的名誉一向不太高级，这一下就更真赃实据，准是我自己胡编一个假名，而自己下了腰包。第二、指出在《异域》中某页某行，可不是「如欲得奖，先请看看」，而为该书做广告。查该书一册才十元，除了折扣和成本，以及莫名其妙的损耗，像有些小便宜之士曰「送我一本呀」之类，即令卖出一万册，也不过赚五千块钱。世界上没有这种做生意的。为的是，有名有姓，就货真价实，用不着疑心丛生啦。至于无名英雄，则似乎也得介绍介绍那时候的经历，否则的话，谁都可寄一份户籍誊本来碰碰运气也，一旦张公喝酒李公醉，就辜负甲先生的好意矣。第三、以一千元为单位者，怕的是穷苦朋友太多，可能每人只分到几百元或几十元，能买点啥？第四、旧历年为限者，因旧历年才算年，一到了旧历年，差不多都骆锅上山──钱紧，如能有一千元，总可稍微松动松动。
需要这份帮助的孤军朋友，请把户籍誊本，以及详细通讯处（请用正楷，一笔一画的写，可别写天书），连同身份说明（就是指出该书某页某行，或当年的番号），用挂号信寄台北市邮政信箱一四一三号柏杨先生，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九日截止──那一天正是腊月二十日，过期就不候教啦。在一个月的期间中，如果一封信都没有，则该一万二千六百元，我老人家可不客气的要收归国有，届时任凭谁，就是用老虎钳都拔不出。
（柏老按：台北市一四一三号信箱，是六○年代之事，我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坐牢，家破人散，没人缴租金，早被取消矣。）
还要附说两点，敬请监核。其一，来信尽管有啥说啥，可是千万别说柏杨先生如何伟大，十分感激的话，实在憋不住，顶多说一句礼貌礼貌，说多啦该函就作废，盖你说得多啦，说得我晕忽起来，说不定会掏私房钱多寄几文，那是存心坑人。其二，如果要向甲先生表示谢意的话，则不妨在接到银子后，另外再写一封，在信封上写明柏杨先生转甲先生，我就原封寄往。
款项铁定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三日挂号寄出，贵阁下二十六日以前一定可以收到，如果没有收到，那就算霉运不退，被挤掉啦，实在对不起。
现在，再拜托孤军朋友，或孤军的亲友，务必把甲先生的好意代为转告，能过得去的，当然让贤为宜。实在过不去的，则请不要客气，人总有连喝凉水都塞牙的时候，接受帮助不算丢人。穷死都不肯接受帮助，虽然可佩，但也显然的有一点不对劲，那就是，他把朋友帮助当成了侮辱，有此一念，也就难以帮助人矣，盖他总不能也侮辱别人吧。依我老人家之见，只要在我们能帮助别人的时候肯帮助别人，我们就有权在没法度时接受别人帮助。
〈后庭花〉
高雄市章强先生、章兰先生，以及两位「一读者」先生的大函，先后收到。四位读者老爷对凌波女士此次在高雄演唱之惨，大喜过望，盖柏杨先生过去曾批评过凌波女士，这一下子证明了我阁下：「目光如炬，有先见之明，且有藉群众之手，为您报了一箭之仇。那些凌波迷，当初为了她，把你骂得狗血喷头，现在怎么不去助阵呀，大概只是口头上叫，兑现时就露原形了，这叫啥迷？您老真得欢喜才对。」这一段是章强先生的话，其他三位的话，大同小异，不再一一抄录矣。
凌波女士此次到高雄演唱，砸锅砸到姥姥家，上座不满一成，偌大的体育馆，只小猫三只四只（可不是说谁是小猫，只是形容其少罢啦），她不得不在后台掩面痛哭。呜呼，这真是芳心都碎的一哭。而台北报纸，更紧迫直打，出现了不少短评，提出警语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得意不可再往」，已在台北第一酒店捞了一票，还想捞遍全台湾，未免太狠了点。另外则有些人判断她的号召力已露了底，不但邵氏公司不会再要她，别的公司也不会再要她矣，为了定额的几个钱而葬送无限的前途，实在愚不可及兼蠢不可及。
上面这些话，不仅是四位读者老爷的评论，也是小民的评论。只柏杨先生守口如瓶，非是修养忽然好啦，而是为了凌波女士，我老人家可算吃了不少苦头，想当年《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上演时，写了一点感想，谁晓得这一写就好像戳了马蜂窝，搞得捧潮派热血沸腾，电话打到《自立晚报》，有的要退报，有的则大骂曰：「干你老母！」还没来得及分辩，「砰」的一声，已经挂断。挨骂的各位记者编辑，一见了我老人家，就怒目而视。这还不算，从高阶层来的压力，更如雷轰顶，只好仓促结束，盖再不结束，这块千方百计弄到手的地盘就没有了矣。
四位读者老爷大概还记得这些盛况，因之龙心大悦。这番好意，万分感谢。可是感谢之余，仍得分辩分辩。那就是，我老人家当初批评的只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影片，也就是只是批评该片导演李翰祥先生只有小聪明而无大智慧，根本没说过一句凌波女士差劲的话，实在想不通捧潮派为啥不先看清啦再发脾气，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冲动。盖人一旦发了高烧，他就没有理性，眼也不能看，耳也不能听，而只会不分青红皂白打群架。
如今四位读者老爷也这么说，大概也是靠耳朵而不是靠眼睛的，我就不得不十分紧张，我现在当然不再怕捧潮派停报打电话啦，可是连老朋友都人云亦云，可看出人人都喜欢一面之词。不但喜欢一面之词，且以一面之词为待人接物的秘密武器。有些大佬训人的时候，被训份子想要分辩两句，大佬立刻吼曰：「不要说啦，我什么都知道。」一脸精明之状，令人恨不得上去就给他一巴掌。呜呼，他什么都知道，该「知道」是怎么来的？不过靠小报告过日子罢啦。
我老人家从没有批评过凌波女士，偏有人栽赃说批评过，白纸黑字都抵不过发高烧，怎么解释都不行，请他看看白纸黑字也没用。不但他不信，就是至亲好友也不信，大家努力误会，还有啥可说的。有一次，一个朋友忠告曰：「昨天跟几位波迷太太，在一块吃饭，她们骂死了你，还是我训她们一顿。」到底是老朋友啦，总是处处拔刀相助，可是他不助还好，一助却肯定了我真的对凌波女士人身攻击。日本四年前大冤狱的男主角吉田石松先生，坐满了二十二年牢，出狱后仍到处奔走，要求昭雪。有人劝他曰：「反正已恢复了自由，还折腾干啥？就是折腾赢啦，二十二年牢也缴不回。」呜呼，这不是缴回缴不回的问题，而是冤枉不冤枉的问题。柏杨先生从没有干过的事，大家一口咬定我干过，我就生气，把我打成稀烂固然生气，把我捧到玉皇大帝的座位上，舒舒服服的坐，也照样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