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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得出乎哉？国民学堂教习待遇，大致上八百元足啦，官崽们唱黄梅调唱顺了嘴，自己躺在席梦斯床上，而教别人「卧薪」卧到木头板上。自己开冰箱喝洋酒吃火腿，而教别人「尝胆」吃凉水泡窝窝头。自己是供给制，而教别人用八百元养活父母妻子儿女。呜呼，八百元在台北「第五街」商店，不过买一双中等货皮鞋。势必得来一个恶性补习，才能活下去。等到时间一久，享受随之而来，性质当然大变，自然咬着不肯放矣。我敢和你赌一块钱，一旦恶性补习真的彻底禁止，国民学堂教习至少有一半以上都得饿死，不饿死的也得上上吊，以示绝望。
不管乱「抓」也好，乱「兼」也好，其结果只对自己有好处；对社会国家，其害无穷，这用不着我再向你亮学问矣，闭着眼一想便知。一个国家中的公务人员，不是乱抓，就是乱兼，这个国家恐怕非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不可。乱抓不用说啦，贪赃卖法，不可收拾。便是乱兼，用自己的精力和智力维持生活，应该没啥可说吧。问题是，人的精力和智力都是有限的，兼来兼去，无不兼得气喘如牛，连如花似玉向他飞媚眼他都无力回报，还有啥工夫研究发展，尽他的职守乎哉？
说不准学
是若干年前的事啦，有人对香港的政治清明，表示景慕，于是义和团徒子徒孙，气得搥胸打跌，群起而攻之。彼时还不流行立法委员提质询，说谁动摇国本的学问，所以攻之了一阵，也就偃旗息鼓。我想现代人物最大的特点是蠢血沸腾，从没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和真正冷静的想一想，而只一口咬定：「把堂堂中华，去比殖民地。」好像只要这么一比，其思想就有问题。至于比得对不对，是不是那么回事，统不管他娘也。南北朝时祖珽先生对北齐帝国皇帝高演先生曰：「陛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高演先生跳高曰：「你敢把我比项羽？」几乎把他阁下活活打死，其实高演先生舔项羽先生的屁股都不配，但他有权在手，就有资格踢腾。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一直传统到现在，自然日益发扬光大。
香港《自由报》上有马五先生一篇短评，介绍了一则香港故事，一个三作牌向街头无牌熟食档，收了六元港币贿赂，结果被判有期徒刑六月。马五先生赞曰：
「香港是殖民地，一般人对殖民地的政风皆另眼看待，认为黑暗面大过光明面，区区六元港币的规费，何足道哉，然而法院却执法不苟，对公务员的贪污行为，绝不饶恕，收受六元贿赂，本质上与六十万元贿赂，并无区别，非法贪污则一也，这便是法治精神。法律有若泥塑木雕的偶像，贵在人人奉如神明，它即发生灵验，奄有祸福人群的权威。假如执法者受着人情或某种外来压力的干扰，稍有瞻徇，而枉法或执法以从事，法律的尊严即荡然无存，谁也对它不发生信奉的观念矣。
「因此，我想到中华民国司法界在台湾的若干现象，其法治精神似乎尚不及香港殖民地远甚。例如同样是公务员，经由太太之手收受贿赂，贪污有据，有的夫妻一并判刑坐牢，有的竟宣告无罪，还要官复原位，顾盼自雄。法官可以声称『奉命不上诉』，诉讼处理必须『配合国策』，这算世界上哪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乎？至于行政人员遇到收取红包，已视为义所应尔的常情，靡然成风，肆无忌惮。像香港警士取六块钱的规费这回事，如果是在台湾，他会招来徒刑之灾乎？」
柏杨先生所以引用马五先生原文，因马五先生的尊头比柏杨先生的硬，颇可抵抗各种飞帽。不过如论起学问来，他阁下就差得远啦。他不是问该贪污六元贿赂的三作牌，在台湾会吃官司乎？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台湾，绝不会吃官司。其实不一定也，其中道理，柏杨先生发明有「说不准学」，可供参考。马五先生说他简直要发思古之幽情，他曰：「我非常赞许一百年以前的腐败旧政制，行政和司法不分，集中于一个官吏之身，听他随意处理，他受着王道仁政的思想影响，对一般人民，反而比现在这样口称法治，行属人治的后果好得多。」
在堂堂进步繁荣的台湾，竟使人想到连黑暗的专制时代都不如，真不知是何居心？柏杨先生势非闻过则怒，以示忠贞不可。幸亏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马五先生说的，帽子铺掌柜的如欲飞帽，千万别飞到我头上来，务请认清目标，迳向他阁下猛扣可也。不过偶尔有时候，一些不长进的朋友，也跟着会发出一阵同样思古之幽情的，不必用学院派的方式找根据啦，且说说京戏吧，君看过《四进士》乎，真是绝妙好戏。话说开店的老头宋士杰先生，不甘屈辱，顶撞了县太爷几句，凡官崽都有其崽威的，县太爷岂能例外，就打了他四十大板。官司打将下来，闹到最后，公堂之上，宋士杰先生翻出县太爷受贿的底牌。其中有几句对话，世人不妨洗耳一听。县太爷曰：「宋士杰，你好厉害的状子。」宋士杰先生曰：「大人，你好厉害的板子。」县太爷悻悻然曰：「好好好，等我回到衙里，再和你算账。」宋士杰先生笑曰：「怎么，老哥，你还打算回去呀？」县太爷一听，打了一个冷战，真的当堂就被摘下纱帽。
呜呼！虽然那是一个公开打板子兼被革掉了命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说得准的时代，以一个开小店的老头，都能肯定某人犯了某罪，一定会得到某种惩罚，真是奇蹟。今天便不然矣，不但开小店的老头说不准，连名震海内外的马五先生都说不准，还茫茫然问曰：「这算世界上哪一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当然是「说不准类型的民主法治规范」。即以该香港的三作牌而论，贪了六元小污，香港政府就判他六个月，马五先生以为如果在台湾，准啥事都没有，恐怕不太见得，说不定经过法官自由心证了一番之后，说他动摇国本，判他六十年哩。
正因为一切都是可大可小，可有可无，兴之所至的，中国人便只好恍恍惚惚过日子，能二抓就二抓，能乱兼就乱兼。最妙的是，越是二抓得凶的人，越是教训别人不要二抓。越声明他啥也不抓的人，越是抓得凶。我们社会就好像一副毕加索先生的调颜料板，五光十色，好不可爱。洋大人见之，伸大拇指曰：「进步进步。」或点头赞叹曰：「提高提高。」结果苦了一些既无啥可抓，又无啥可兼的老弱残兵，用别人一双皮鞋的钱，来养活全家。养活全家不算，不时的还有正人君子揪住他的耳朵，教他节约救国。若干年前，有位朋友要办杂志，教我去为他办理登记，那时还是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管，由一位姓啥的课员主办，相谈之下，知道我们还是邻居，当天晚上，路过他门口，进去一瞧，悲夫！一家六口，挤在一间六蓆小房中，太太一眼已盲，另一眼也在患严重眼疾，孩子们挤在门口污水沟中捞野菜吃。
这位姓啥的先生现在是不是还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我不知道，他家住在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一访便知也。然而这还是高级享受之士，有些人过的生活，简直更是节约。一位当官的朋友，过年时坐着闪光的汽车，去部下之家拜年，事后曰：「进得门来，只见一老太婆，枯坐墙隅，如同泥塑。太太出迎，穿着半破木屐，蓬头垢面，衣服遮不住腰，脸瘦得只剩下两只眼睛。房间里除了一张光板竹床外，什么都没有，所谓什么都没有，那是说真的什么都没有。」
柏杨先生降生时，据说有红光冲天，香闻十里，所以天生的讨厌穷人，上边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同情他们，而是教大家奇事共赏。不过问题是，我们不是正在谈结婚大事乎？供给制遇见有人结婚，一点愁都不发，红帖子一来，大笔批曰：「交总务科。」交总务科后如何如何，他不知也。到了那一天，一顶红帐子送到礼堂。上款曰「某某同志结婚之喜」，下款曰「张德功祝贺」，一副官崽味从该帐上冒出，令人脱帽。可是，如果该红帖子降落的地方不是供给制，而是家徒四壁，骨瘦如柴的动摇国本之士，则帖子不叫帖子，而叫粉红色炸弹。一个人一月不要说多啦，平均接到一份，就不得了，一旦吉星高照，接上三份五份，那只有去街上打听啥地方有卖巴拉松的矣。盖一份帖子如果送五十元，五份帖子，就是二百五十元，以台北市目下的行情，五十元根本拿不出手，送五十元的贺客似乎有被人记仇一辈子的可能，至少都在一百元以上，负担就更惨重。尤其严肃的是，啥钱都可往后拖，连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