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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推举公认的有权或有钱的人当主席，一切事情由他决定，给他当领导。但真正的民主和平等的作法，不应如此，所以每个人都要从这些小地方做起，社会逐渐形成这种观念，社会结构才会慢慢改变。
高天生：李乔写〈台湾人的丑陋面〉，承认社会上很多问题都出在文化，什么东西碰到中国文化，好像都会变形，你形容这个文化酱缸太厉害，漂亮小姐进去，也会变成老太婆，像一个漩涡一样，把人都陷进去。李乔认为文化的渗透是无孔不入，每个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不可避免，好像一个人有先天性的肝炎，必须靠不断地注射疫苗，使身体产生抗体，对恶文化自然产生免疫力，他主张不断吸收世界进步的文化来补充，建立一种新文化，才能到达理想社会，你认为如何？
柏杨：我们的看法完全一样，我们必须先了解自己不健康，然后才有可能选择不同的药方使自己健康。譬如有人选择马克思，有人选择三民主义，有人选择台湾独立，有人选择当美国的殖民地，有人选择跟大陆统一，有人选择民主、法治、人权，每个人都有权选择。问题是，选择错了，就要付出代价，苦难更大；选择对了，就是真正的救星，收到安富尊荣的成果。
高天生：譬如有人有先天性的肝炎，如果不承认此一事实，不打预防针、注射疫苗，永远没办法产生抗体，疾病也永远不能治癒。
柏杨：我们先承认自己的缺点是最重要的，应该先照照镜子确定自己是红光满面，或憔悴不堪，可是现在很多人的反应却是「摔镜子」，不但自己不肯照镜子，有人拿镜子时，还说他是反动份子，为什么拿镜子给我照？然后仍是摔镜子。台湾有一家杂志攻击我，只攻击我私生活，却不谈文化本质。除了「摔镜子」，还有「打医生」，我就被打了「九年三十六天」的大板。
高天生：大陆压制学生运动，有人形容是「北京之冬」，台湾目前有一些具体的改革措施，有人形容是「台北之春」，是否可比较海峡两岸文学、艺术的发展，与外在、客观环境变动的关系？你的作品在大陆造成风暴，而大陆很多作品进来台湾，如阿城，也受到很多注意，类似这种文化的交流，未来有何新展望与新发展？
柏杨：文学、艺术作品是人类心灵的反映，台湾和大陆隔离太久了，距离如此近，事实上不可能完全不接触，在文化上的互相影响，他们影响我们少，我们影响他们大。
不一样的念头·岑逸
⊙访问者岑逸飞先生。
⊙文载一九八七年六月Play Boy中文版。
柏杨的传奇，除了因为他那些善用妙喻，勇于揭发社会黑暗面的杂文，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之外；他身陷囹圄，从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共九年零二十六天，对柏杨一生的影响也至巨。
当年柏杨在台湾被捕，导火线是一幅美国金氏社发行的「大力水手」连环漫画，柏杨负责文字方面的翻译，被指控为：「以影射方式，攻讦政府，侮辱元首，动摇国本」。
在漫长的牢狱岁月，柏杨仍潜心阅读《资治通监》，写作不辍。狱中着作，计有《中国人史纲》《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及《中国历史年表》。出狱后，他以现代语文，专心译写《柏杨版资治通监》，这个工程浩大的工作，估计尚要三年半时间，才能大功告成。
柏杨以其深湛的史学、通透的史识，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备为关怀，同时对传统文化，痛加反省，因而写成《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但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刊登文章，抨击柏杨的观点，遂使柏杨成为更受争议的人物。
恰巧在这个时候，柏杨应香港电台及《星岛日报》邀请，为「开卷有益」征文比赛，主持颁奖，访问香港一周，Play Boy中文版趁这个机会，派笔者进行访问，深入探讨柏杨的心路历程，包括柏杨的坐牢感受、柏杨对历史和文化的看法、柏杨对海峡两岸政局的批评、柏杨对香港的观感，以及柏杨独特的爱情观点。柏杨的谈话，一如杂文和历史着述，警语百出，风趣生动之余，亦不乏沉痛之音。
岑逸飞：柏杨先生，我曾整理过一些有关你的生平资料，现在先向你查证一下。你是在一九二○年生于开封，幼年丧母，那么你的父亲和兄弟呢？
柏杨：我是河南省辉县人，生于开封，我大概一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没有印象。父亲是在一九三九年死于开封。我有两个弟弟，都是继母所生，一个弟弟已经去世；另外一个，不晓得他在哪里。
岑逸飞：你先在开封高级中学读书，后来加入国民党，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抗战胜利后，考进四川东北大学，对吗？你是哪一年大学毕业的？
柏杨：一九四六年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我二十七岁。当时抗战已经胜利，我去渖阳，在私立辽东学院做副教授。
岑逸飞：那个时候，很多年轻人都加入共产党，我相信共产主义的吸引力很大，但你早已经对共产党看透了？
柏杨：这只是机会问题，一个人会受环境影响。抗战爆发的时候，我十八岁，高中二年级，选择的能力很低。大家都说，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国民党也警觉到这个问题，在各地设立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免得青年到陕北去。我们并不知道到底谁好，我是身不由主，不知不觉加入国民党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没有选择到陕北去是对了。可是当时我以为我选择错了，还深恨自己一时糊涂。
岑逸飞：那个时候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
柏杨：非常厉害，但没有机缘让我到陕北去。那时候去陕北也不容易，我在河南当兵的时候本来可以透过同学去的，可是那个领导人（高我一班的学长），后来不晓得什么原因改变了主意。
岑逸飞：那时，你们已觉得国民党不好？
柏杨：也没有觉得国民党不好，我只有十八岁，分辨能力还不够，尤其在河南省那地方，比较闭塞。
岑逸飞：你是在一九四九年到台湾，一九五○年开始用「郭衣洞」本名写文章，当过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副组长、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省立成功大学副教授、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后来在台北《自立晚报》做副总编辑，对吗？一九六○年你开始用「柏杨」的笔名在《自立晚报》和《公论报》写文章，我听说你这个笔名的来历跟台湾的横贯公路通车有关？
柏杨：你对我这么清楚，使我吓一跳；你的准备工作如此认真，更使我钦佩！你说得对，那个时候我去参观台湾横贯公路，只有一个地方名为「古柏杨」的隧道，还没有通车，我们就步行走过那条隧道，当时我觉得「古柏杨」这个名字很好。
岑逸飞：你是在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开始坐牢，本应在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释放，后来再软禁一年零二十六天。说到坐牢，我曾经有一个坐过政治牢的朋友跟我说，坐牢好像去过一次地狱，所以他不愿意谈坐牢的情形，认为外间的人永不会明白。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柏杨：我想每个人的性格不同、看法不同。我的反应是：我要大声讲出来。讲的目的，不是让朋友分担我的痛苦，而是让人家知道世间有这种事，然后这种事才能够避免。大家都不说话，就会以为坐牢也没有什么。其实没有什么不可以讲的，犹太人集中营的事大家如果不提，那怎么可以改进？
岑逸飞：然则坐牢算不算是一种锻炼？
柏杨：应该是一种锻炼，牢房就好像炼炉一样，如果你是真黄金的话，会炼得更亮更红更好；如果你是假黄金的话，一炼就变成废铁。有很多人，在外面慷慨激昂，可是一关进去，往往万念俱灰，甚至自杀，甚至出卖朋友同志。
岑逸飞：我这个说法也许刻薄一点。从另一个角度看，坐牢是不是一件好事，可以增加人生的体验？
柏杨：这种说法有真实性，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坐牢机会，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应，不适应的话就产生负面的影响。不过每个坐牢的家庭，都会发现孩子们的成长很快，可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