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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书的内容，我会感动，也会怀疑，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书中的每一个字都已经化成我的营养，使我成长。可惜的是，我读这些书，都不是专家十年寒窗苦读的书，所以，在谋生方面，没有一技之长。我真羡慕很多人一帆风顺，他们并不是没有烦恼，也不是没有灾难，不过是灾难的程度和认知上有差异而已。罗素曾讲过：「坐牢的人，都不是聪明的人，由坐牢这件事上，就可证明。」所以我并不认为，我有资格向青年朋友提出做人做事的正确忠告，因为如果照着我的忠告去做，将来可能也去坐牢。一定要回答的话，我认为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素质、不断的成长，具体的说：要不断的读书、吸收，吃菜也吃草，吃荤也吃素，要使它们都转化成为营养。
我有一种毛病，从不提「想当年」，除非有人跟我提起，或像写《回忆录》之时。对于过去光荣的事，有些人念念不忘，而我过去根本没有什么光荣的事，对过去受屈辱的事，谈起来往往仍有余恨。而我比较自私，不愿意被这种余恨支配我的感情，把我搞出胃溃疡，所以我都把它化成一缕轻烟，对美丽的友情和这个有情的世界，爱还爱不完，已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恨。
问：您一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遗憾有哪些？最爱的人是谁？有无最恨的人和事？作品当中，最满意的是哪些，或是哪一部？
答：人生最大的快乐，对我而言，几乎每天都会发生。换句话说：我们家每天都有一件最大的快乐，尤其是要出门的时候，总是发现丢了东西，于是乎找皮夹、找皮包、找钱包、找眼镜、找门钥匙、找车钥匙、找身分证、健保卡、提款卡等，成为最大的灾难，全家每一个人都急得发晕，并且百思不得其解，它们为什么会不见？尤其是找猫（他的学名叫熊熊），更是飘忽不定，他很少出房门，却经常不知去向，于是翻箱倒柜，到处呼唤，好像出了天大的祸事，每一次的结果都铁定会找到，于是我们就享受一次每天最大的快乐。
我最爱的人是谁，我想你一定有一个预设的答案，那就是我的妻子张香华，但我还是告诉你一些对我有恩的人的名字，像北京赠我路费的徐天祥先生，以及把我带到台湾来的吴文义先生，营救我十年之久的孙观汉先生，和陈丽真女士，照顾我的梁上元女士、罗祖光先生，以及在晚年全力扶持我的周碧瑟女士。他们的热情和爱，使我重获生命。还有一些我有意无意冒犯过或伤害过的朋友，他们对我的原谅和包容，我都一一心存感激。
我并没有恨的人，更没有最恨的人，前已说过，我非常自私，我不会浪费我生命中最后残余无几的宝贵时间去恨。我只有瞧不起的人，还有被我认为可怜的人，但我一直学习用朋友对我的态度，同样的原谅包容这些人。
至于对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你必须承诺不讥笑我大言不惭，我才能告诉你。第一部是《中国人史纲》。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中，似乎只有这部书把中国五千年历史，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其他所有版本，包管你看了比不看还要糊涂。第二部是《柏杨版资治通监》。这当然是分享司马光先生的荣耀，但我有两点贡献：一是我把深奥生涩的古文，不仅译得明明白白，而且整理得整整齐齐。二是，这是一部宝藏，一个中国人，或希望知道中国精致历史的外国人，这部书供给他全部营养，没有第二部书可以代替。
问：今天的台湾终于有了真正的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像您所遭遇到的政治迫害应该会彻底绝迹了，您认为呢？今天我们真正的危机又有哪些？
答：台湾现在确是拥有繁荣的经济和民主的政治，这是一个奇蹟。拥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华传统文化，充份吸收了西方的文明之后，在这一块土地上，终于呈现一个崭新的局面，我认为这是台湾人的荣耀、中国人的荣耀，也是亚洲人的荣耀。对于经济的繁荣，我没有贡献，但在推动政治走向民主的努力中，我流下过眼泪和汗珠。不过，民主政治像一个宝贵的银器，必须每天小心的擦拭，才能保持它的光泽，否则它就会变色，甚至变形。
我们真正的危机，我认为有两项，一是：高阶层当权人物，做出错误的决策。就在四十年前，中共炮轰金门失败以后，内部文件就曾做这样的研判，他们认为以后不必再用战争，他们认为，台湾内部一定会做出错误的决策，他们有耐心等待。二是：台湾内部族群冲突的白热化。可以做一个大胆的预言，当台北街头发生因族群冲突（诸如：言语排斥），而引起枪战，那就是台湾自找的末日。人人都高呼口号，要族群融谐，人人也都知道族群融谐的重要，但事实上却做不到，有些野心家或政客，必须挑起族群冲突，他才可以从中取到利益！
有些事是可以预见的，有些事则难以预料，我除了祈求两岸能有长期和平外，还为下一代的年轻人，无限祝福。
见书就读的人·汤芝萱
⊙访问者汤芝萱小姐。
⊙文载一九九七年五月台北《出版界》杂志。
以小说《异域》、杂文《丑陋的中国人》闻名海内外，新诗获国际桂冠诗人奖，白话文改写《资治通监》而让一般人也能登其殿堂的柏杨，去年又以《柏杨回忆录》轰动书市。这本书除了揭露柏杨先生个人的遭遇外，也提到他坎坷的求学生活及阅读经验。究竟「阅读」对他而言是何况味？又是如何造就出今天着作等身的柏杨来？以下试拟了几个问题，也许读者能在其中寻回读书的趣味！
问：启蒙书对您日后写作的影响如何？
柏杨：我有很多朋友，从小就不喜欢文学，而喜欢数理。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找一些他们认为最枯燥的书来看，作为催眠。所谓最枯燥的书，就是小说，包括新小说和旧小说。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看完「一页」小说过（可不是「一本」）。而另外一类朋友，包括我在内，却认为天下最枯燥事，莫过于数理。这两种人很显然的，在社会上走的是两条相距愈来愈远的道路。这项巨大的不同，从什么时候分岔的？事关专业学问，我并不懂，但就我自己的体验，我之所以这么厌恶数理，可能在我遗传的基因里面，缺少数理方面的染色体。但也可能和我上小学时候的老师侯万尊先生无情的体罚有关，使我对数理，由畏惧而拒抗，由拒抗而畏惧。假如当初我的作文课，偶尔有一篇写得不够水准，而被老师把手打得红肿，而数学老师却和蔼可亲的话，我可能成为数理大师也说不定。
不管什么原因，不管是福是祸，我被逼自动自发的走上了文学这一条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读过当时中华书局出版的《小朋友》，但内容已不记得，等到小学四年级，我接触到的第一篇新式文学小说，就是葛非先生到课堂上朗诵给我们听的一篇短篇小说《渺茫的西南风》，情节不复记忆，但是它的那种哀怨的气氛，直到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仍忘不了那位老师，忘不了那间教室、那所学校，以及女主角的悲情。
这篇小说，是使我喜欢文学，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因，稍后，我看《小五义》、《七侠五义》、《续小五义》以及《荒江女侠》、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我说，就那时候，激发出来一个小男孩心灵上，对侠义行为的崇拜情操。更稍后，我读《三国演义》、《水浒传》，都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后来，初中一年级，我才开始读《红楼梦》，但读不到一半，就再也读不下去，有人告诉我，那是中国第一部文学巨着，我却嗤之以鼻，因为即令包括后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