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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的爱好，奔走呼号，不管是找印刚厂，还是当跑街，反正什么都干。就凭
他的这份劲头，读者越来越多。有人说，《红色南方》名虽叫双周刊，实际上却一
周出双期。这是独一无二的。
战争一爆发，包利奥尔便奉命搞无线电侦查。老天爷真会开玩笑！日后的法共
电台负责人身兼“红色乐队”的电台负责人，居然负责侦查地下电台。复员后，他
马上参加抗敌组织，着手建立秘密电台，并且培养报务人员。
法共给我们的这份厚礼非常重要。我们是十分明白的。
包利奥尔很快就装好一部电台。至于报务员呢，苏联武官苏斯洛巴罗夫让我去
跟索科尔夫妇取得联系。
索科尔两口子是同乡。他们的家乡在德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瓜分了波兰以后，
归并入苏联。他们便申请到苏联领土上去定居。他们两口子，男的叫赫尔什，是位
医生，女的叫密拉，是社会科学博士，然而在申请书里，却填写了自己的职业是修
理无线电，因为他们知道苏联需要技工，这样填写职业比填真的较易录取。
苏联驻维希的大使馆接到了申请书，便转给武官处。武官处知道我要报务员，
就把他俩介绍给我。
两人都是老共产党员，一听我的话，毫不犹豫，就让包利奥尔负责培训。成绩
之快，打破纪录，收发报工作很快就搞起来。1941年年底，包利奥尔又收了七个徒
弟：五个西班牙人，加上吉罗两口子。短短几个月打破纪录，在法国的“红色乐队”
已经能够上场演奏了。我得补充一句，凡是最重要的报告，都由包利奥尔通过特殊
联络线，由法共地下中央转发。这事，下文再谈……
就在这时候，情报中心叫我联系罗宾逊。这位是第三国际地下活动的老手，曾
经参加过罗莎·卢森堡组织的斯巴达·克小组。他在西欧定居已久，跟情报中心的
联系早巳中断。
局长让我自己斟酌斟酌，看看该不该和他恢复联系。
他对我解释说： “自从苏联清洗了情报组织，我就跟情报中心断了联系。1938
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瞧着好人被清洗，我没法再同意……现在，我跟戴高乐的代
表有往来，可是我知道情报中心是禁止这种关系的……”
我对他说：“告诉你罢，莫斯科干的那档子事，我也不同意。柏尔青和他的部
下全都清洗掉实在叫我痛心。不过，现在却不是算老账的时候。我们眼下正在打仗。
过去的事姑且放下，咱们先在一起战斗。你共产党员当了一辈子，不能为了对情报
中心有意见就不当共产党员了吧？ ”
我的话打动了他，我很高兴。当时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建议：“我有一座电台和
发报机，可是说什么也不能出危险。
咱们约好了定期接头，我把我的消息编成密码，交给你打给情报中心……”
局长接受了他的建议。罗宾逊的情报源源而至。我在物质上给他资助，因为他
生活相当困难。但是他从来没有参加“红色乐队”。
1942年秋季有一天，他叫人通知我有急事要会我。约会定好了。事情果然十分
重要。
他告诉我说； “我跟伦敦有联系，你是知道的。现在有一个戴高乐的代表在
这儿，他想会会法共领导。〃 “他目的何在，你清楚吗？ ”
“因为戴高乐要法共派一个联络员去。法共领导隐蔽得十分严密，来人跑了整
整三个星期，连门儿也没有。”
我立即答应他想办法。因为我在两天以内可以会见法共联络员米歇，我把事情
告诉了他，随后定下了约会。
这是伦敦方面头一次跟法共地下领导接上关系。
第十章 我的双重生涯
关于当间谍的神活，真叫牢不可破。仿佛特工人员都上过什么专门学校，学会
一套搞特工的神技。未来的特工人员在大学里学习特工，就象别人学数学那样。毕
业时拿了文凭，这位特务博士便周游世界，以实践考证理论。这样想法的人却忘记
了特工的规律跟数学、哲学的规律不一样，而且一般说来是不见经传的。
拿我个人来说，我从来没有上过什么间谍课，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自修生。
我的学校就是党的战士生涯。要领导一个象“红色乐队”那样的情报网，最好的培
养便是在我参加搞情报工作以前二十年风雨飘摇的生涯，有时还是地下生涯。地下
活动，我是在波兰和巴勒斯坦学会的。这种无法代替的经验，比什么学习班都强。
我那些老朋友，格罗斯沃格尔、卡茨为建立和发展我们这个情报网起过决定性的作
用。
搞情报也需要这样的得心应手，富有想象力。肯特是一位“间谍学院”应届毕
业生，走进巴黎郊区一家普通的酒吧间，要了一份茶，跟周围的人都开玩笑，特别
引人注目。搞情报的人却不兴这样呀。大概在学院里，老师们忘了告诉他“红葡萄
酒痕迹难除”。
要不引人注目，不用什么隐身法，最高的高招就是普普通道，决不突出。在这
个阶段，重在隐蔽，要存在，不要出面。
我在比京，取名亚当·密克勒，我当真就成了个亚当·密克勒。哪怕最细心，
最坚忍的观察家也找不出我跟交易所里，饭馆里常见的商人有什么两样。 要装
得逼真，非精通当地情况不可，非得要熟悉周围环境、自己处境以及职业风俗。亚
当·密克勒不是从魁北克来的吗？ 我能够成天谈加拿大的景致，哪怕最有心的人也
听不出破绽来。
在比京的时候，露芭和一个儿子同在一起，对我混进当地社会很有帮助。战争
爆发，德军占领了法国，自然需要格外小心了。
表面上，我在巴黎的生活并没有变动，依然名叫让·吉伯特，西梅克斯公司的
股东，住在福居尼街，不然就住在普罗尼街。邻居和门房都把我看做比国工业家，
和我打招呼。
我一个人住两处公开的套间，不大接待客人。我的女朋友乔琪·德·温特绝对
不上那儿去。她在1941年秋天离开比利时。自从美国参战，她便取名戴佛奈。她住
在比加尔区，后来又在维西奈租了一处别墅。她为人沉静，敏慧，只知道我反对纳
粹，旁的全不知道。格罗斯沃格尔偶尔到普罗尼街寓所来。有一天晚上，宵禁开始，
他没法只得住下。从此，那位和气迎人的门房，便公然向我板脸。过了两三个星期，
又有一位妇女来看我，第二天门房见了我，就满脸堆笑。我心中纳闷，不免向她问
个明白。她说：“吉伯特先生，我认为您是规矩人，可是来了男人在您家过夜。昨
天来了一位夫人，我才把心放下。不然，我还以为您不太正常呢。”
让·吉伯特每星期要到西梅克斯公司去几次。公司设在香什里大街。除了格罗
斯沃格尔、科尔班，卡茨和苏珊．广德以外，职员们都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在他
们心目中，我只是一个企业家。带犯禁的东西到公司去当然是绝对不准许的，特别
是在那儿谈情报工作。隐蔽一定要毫无破绽。为了跟德国人订重要合同，格罗斯沃
格尔往往设宴款待，不拘形迹。
多特工程局的投机商，最喜欢一家俄国菜馆，东家叫柯尔尼洛夫。还有一家犹
太饭馆，乃是占领军保存下来由他们专用的。每逢这样的宴会，我们非得加倍小心，
五官并用。为了谨慎起见，我先喝一口橄榄油，再吞一匙黄油，免得喝醉。 因为胃里有脂肪，不吸酒精，人就可以始终清醒稳重。不用说，我们请的客人
却不是这样。我的裁缝，理发师，酒店饭馆掌柜，我都跟他们公开打交道。他们跟
吉伯特先生打招呼。吉伯特先生则嘴里叼着雪茄烟，慷慨地给小费。
在这样一位人物背后，经常附着“红色乐队”的指挥。
可是在吉伯特和奥托之间，却隔着一堵密封的墙壁。危险正在于两人之间的过
渡。所以，在吉旧特钻进阴影的时候，谁也不许跟在后面。
我们布置了“隐蔽所”二十到二十五处。我每星期分两次去两处，一般都是郊
区的别墅，都是由格罗斯沃格尔精心选中的。卡茨和他通过一系列约会，收齐材料，
然后送给我编排。我利用大量的消息，压缩成简明的情报，分编为四份或五份电报。
这个工作起码要搞一整天。联络员拿了稿子，交给译电员。一般由维拉·阿克曼交
给索科尔夫妇，用电台发出去。每一个环节都层层隔离。组员只知道自己有必要知
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