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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过针。
于是，我起了一个有点不近情理的念头，我这个逃亡的人，遭到盖世太保追捕，
竟想在这座楼里找个躲避的地方，明知鼓吹“合作”最卖力的组织，全国人民同盟
就设在这里。另外，回过身来看看，不远就是索赛街，潘维茨就是从那里指挥搜捕
我的。这个区域的确是块凶地。 从表面上看，这个念头完全是神经失常的表现。但只是表面上如此，因为，在
我的熟人中，没有一个人认识吕丝太太。其次别动队不会想到在这样近的地方搜捕
我，也不会料到我就躲在离他的巢穴两步远的地方。可是，我看见有人在站岗。最
好还是等这些背时鬼走开。所以，我决定耐心等待，以便万无一失。二十二点，我
迈着稳健的步子，走向这幢楼，其中一部分是还没有被通敌分子占据的。
上到四层楼，我按了按门铃，吕丝夫人来给我开门，她仔细地打量我一会儿，
脸刷地白了。
“可是，你怎么啦，吉尔伯先生，”那个好心的女人喊道，“你病了吗？ ”
我轻轻把她往门内推，想进屋去才说明情况。她又说：“你变得真可怕，简直
成了另一个人，我都认不出来了。”
迄今她认识的那个人是个比利时工业家，每周只来巴黎逗留几天。
“吕丝太太，”我一口气对她说，“我是个犹太人，逃了出来，盖世太保在追
捕我，你能够把我留在你家里几天吗？ 坦率地告诉我，我请求你，行还是不行。要
是不行，我也不怪你，我马上就走。”
她泪水盈眶，声音十分激动，回答我说：“怎么，你怎么能想到我会拒绝你呢
？”
她把我带到一个房间，对我说：“这里是安全的，你要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去
给你找点喝的。”
我掀开床罩：雪白的单子，暖和和的被子在等着我。于是，我最后的一点力气
也没有了，一头倒下来昏了过去。我醒过来时，正好吕丝太太回到房间。毫无疑问，
我就象个垂死的人，因为她不停地问道：“他们把你怎么啦！他们把你怎么啦！”
我吃了点东西，便躺下来，刚才紧张的精神松弛多了。
但是回想到过去的时刻，我就睡不着。大概午夜时分，我听到有人敲外屋的门。
象有个什么机关把我弹起来似的，我蹦了起来，侧耳细听。有人按门铃。是不是索
赛街我的那些邻居来光顾？ 我迅速拿起那片氰化毒剂来。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似乎在低声说话。房门外响起了脚步声，有人敲门。吕丝
太太走进来，随着射进一线亮光。
“是谁？ ”我问她……
她大概从我的声音听出我很紧张，便走近床边，用最保
密的口气告诉我……但天真得叫人没法生气。
“哦，吉尔伯先生，请放心，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法国军队的军官，参加了
抗敌活动，现在是到这里来投宿的。〃 两个抗敌人员住在一间屋子里，就在潘维茨
的鼻子底下。这太过分了……我严肃地向吕丝太太进行解释，提议把位置让给那个
人。她不同意，走了出去。又听到低声谈话。
不久，她回来了，同时，听到外屋的门重新关上。
“解决了，”她对我说，“他到另一家去。”
第二天是10月19日，我一醒来便发高烧，我起不来，躺在床上，生平第一次昏
昏沉沉，睡梦里见神见鬼，昏迷中，噩梦象演电影，过去的事一幕一幕地演过去，
就象一个失灵的万花筒，各种情景，蜂拥而来，互相冲突，彼此重叠。在波兰的年
青时代，巴勒斯坦的监狱，莫斯科，巴黎的场面乱七八糟，一幕紧接着一幕，既遥
远，又逼近，既昏暗、又明朗，既紊乱，又有条理。我看见父亲去世，重新感受过
去的激情，欢乐和痛苦，悲伤和爱情。这一切是那么强烈，那么逼真。
我终于从昏睡中清醒过来，从梦幻的漂流中挣脱出来。
眼前的事实重新逐渐回到我的头脑来。
这是墨一般黑的、令人不安的现实。过两天就是我同斯巴克约定在三位一体教
堂会晤的日子。10月22日是同科瓦尔斯基接头的日子。约会的地点却在布尔·拉·
雷尼的一间屋子，在那里，盖世太保正严阵以待！我愈来愈焦急；斯巴克一家是不
是都安全呢？ 他是不是已经有办法给科瓦尔斯基报信了呢？ 我再也受不了，又昏昏
沉沉睡过去，直到20号快到中午才清醒过来。
“埃德加，为什么你不来电话？ 乔琪。”我正在翻阅投敌分子的破烂《巴黎晚
报》，这个简短的广告两次出现在第二版上，跳进我的眼帘。
我惊呆了，把这消息读了好几遍。很清楚：潘维茨居然抓到了乔琪。他悄悄地
胜利了，就这样他通知我必须听凭他讹诈。我好久以后才知道：这是第二次了，别
动队队长利田报纸来宣布他的胜利。从科雷齐回来时，他就已经设法让人刊登过一
个广告，说：“乔琪，你为什么不来，帕特里克在他叔叔家。”
乔琪被捕是一个既可怕又意外的打击。必须把主动权再夺过来。10月20日这天
晚上，我从吕丝的住所走下楼，打了两个电话，首先打到博乔莱街，检查一下，看
看盖世太保的人是否占据着斯巴克的房子。可是没有人接电话。要说我这个朋友的
家没有暴露，那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可能的就是别动队在那里布置了圈套。要是
这样的话，没有人接电话就不说自明了。
第二个电话是打到布尔·拉·雷尼白宫养老院的。我表示想同帕伦夫人谈谈话。
接电话的人外国口音很重，十分难听。他回答我说，她临时外出了。于是我客气地
请他通知我姑妈，我不再到布尔·拉·雷尼去了，而要到巴黎她家里去看她。我的
对话人紧张地要求我重复这个口信。我照办了，一个字一个字慢慢说一遍。我这样
做要想干什么呢？ 是要想在科瓦尔斯基投入圈套之前，尽量把盖世太保的注意力从
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这种做法差不多是没有希望的，但是我对我自己一再重复这
句名言； “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自己绝望的人。”
在这期间，我在10月21日如约到三位一体教堂去会见斯巴克。整整一天，为了
消磨时间和克制焦虑的心情，我望着窗下。别动队的汽车进进出出索赛街。这些先
生们象卷进了一阵狂热的旋风里。晚上九点左右，我走近三位一体教堂。
天已经很黑，几米外就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我竭力保持镇静，自从最近几天
发生的事情以来，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最后，我看见斯巴克在等我。我们彼此拥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急于想知道消息，等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了，却只能勉强说出几个字来
：“怎么样？ ”
我们向克利希街走去。斯巴克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巳于17日到比利时去。
他又说，苏珊无论如何不肯相信发生了危险，所以不愿离开巴黎。他简直不得不把
她推上了火车。
为了防范万一，他同苏珊定下了通信暗浯。要是她在信上签名“苏瑟”，那就
是说一切顺利。如果她签名“苏珊”，那就不要相信信里的话了。
苏珊·斯巴克——我写这几行字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 ——三个星期后，
1943年11月8 日，苏珊被告发了，于是，开始了她苦难的历程，一直到1944年8 月
她牺牲为止。
然而，10月21日这一天，我获悉她和孩子们已远离巴黎，十分高兴。接着，我
和斯巴克谈到了第二天同科瓦尔斯基的约会。他告诉我的情况并不太妙。歇托克大
夫原定在19日打电话给他，中午12时正是规定的时间，电话铃响了，斯巴克拿下听
筒，吼叫道：“着火了，一个人也不要走动！”
那一头的电话立即便挂上了。
歇托克大夫明白了吗？ 他能给科瓦尔斯基报信吗？ 问题真叫人坐立不安。
这是战争年代我同斯巴克最后一次见面。在解放的时候，我们才又再重逢。这
期间，巴黎又流了多少血啊！ 我回到吕丝太太家，忧心忡忡，老是想着布尔·拉·
雷尼的约会。要把别动队的注意力从白宫养老院转移开去，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
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自己身上，因为我仍然是潘维茨最重视的猎物。我想了想，就排
演了一幕戏：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一清早，我就打电话到斯巴克家去。接电
话的是一个妇女的声音。于是开始了一段叫人无法相信的对话：“请问你是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