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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为没有根据的。
这些话慢慢才能印入我的脑子，并反映出来。意思是：我即将出狱，恢复自由，
同亲人重逢。一只无情的手抓住我的心脏。与其说我在说话，不如说我在嘟哝出几
个字来：“我家里人呢，他们怎样啦？”
“请你不要担心，我们的一个军官会把你带回家的。过一天，情报部门的领导
将接见你，同你解决一切物质上的问题，以表示感谢你对苏联作出的巨大贡献，使
你们一家人能象样地生活下去。”
他把决定释放我的记录递给我。我签上名，望望那位老将军，问他说：“没有
什么别的要签字了吗？ ”
我知道，一般获释的囚犯都要签署一个文件，保证对他被监禁期间所发生的一
切事情保持缄默……
老将军的脸变得通红……
“没有，绝对没有！你有权利，甚至有责任把你在这些悲惨岁月里的经历告诉
大家。我们再也不怕真理，我们需要真理就象需要氧气一样。”
可惜，这个“百花”运动并没有继续多久，又不许讲话了。但是，在这1954年
的5 月里，我听见这些话十分高兴，这本来是我一生的行动指南。关于全面真理的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来得实在太晚了。如果把自己的王国建立在撒谎和作假上面，那
么真理的道路是很不容易找到的。
事情办完了。在一名上校的陪同下，我离开了卢比昂卡。
我是在九年又七个月以前进来的。
我同光明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是奇怪的。我有点象个喝酢了的人。走路艰难。眼
睛好象蒙上一层纱。我很难找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是没有铁栏杆挡住的。
我们坐上一部汽车，马上开走了。我老是想着一个问题，它啃咬着我的心头；
我家里人在我们见面时会怎样呢？ 我的儿子还认得我吗？ 露芭呢？ 他们已经接到我
获释的通知吗？ 我们的车开了一段时间，到了巴布奇金小村庄，离莫斯科有十一、
二公里，我们停在那普鲁纳娅街22号前面。
“就是这里。”那上校对我简单地说。
我走下来，车又开走了。我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以便有喘口气的时间，平
息一下十分激动的心情，同时看看自己那副打扮：我手里拿着个包袱，穿着难友借
给我的裤子和绒衣，活象个流浪汉。我被捕时所穿的那套衣服穿了那么多年，早已
磨破了。那个时候留下来的就只剩下一件大衣，在冬天的寒夜，曾经帮了我的大忙。
到了门牌22号，我问一个住客：特雷伯一家住在哪里？ 那个人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一
番，然后用一种半好奇、半敌意的口吻对我说：“大楼后面的那个板房里。”
板房？ 那么说，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只能让他们住在一个板房里。我绕
着大楼走了一圈，到了一间小木屋前面，真叫作家徒四壁！我慢慢一步一步地走到
那房子跟前，敲敲门。一个年青人出来开门：是他，埃德加，我的儿子。
他不认得我，对我怀疑地看了一眼。我知道我这次回家不会是平平静静的。我
自由了，但是我后来没有想过，要重新赢得我的自由会那么困难。我抑制着我的感
情对他说：“我是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我给你们带来他的消息。”
他凝视着我，摇摇头：“你弄错了，我们已经没有父亲。他在战争期间牺牲了。”
我觉得双腿发软，只有作出超人的努力才能保持常态：“你的哥哥呢，他不在
吗？ ”
“不在，他在莫斯科，晚上才回来。”
“你妈妈呢？ ”
“她在外省。”
我觉得很疲倦，很疲倦；我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讨厌的陌生人。
“我很累，”我对他说，“我能不能在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会儿呢？ ”
“请吧，就在床上躺躺吧。”
埃德加给我送上杯咖啡便走了。于是我陷入深深的无边的绝望中，我经受了所
有那些考验，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现在我觉得完了。我感情冲动得思想十分混乱，
觉得眼泪顺着腮帮子流下来。我热爱的人把我当做外人，这个无情的思想折磨着我，
我觉得心里一阵阵剧烈的绞痛。一连好几个小时，我啜泣得象个小孩。有时我想安
静下来，说服自己，抓住一点什么希望，但都没有用处。我什么也没有了，我丧失
了一切。
我就这样躺在那里，后来听见外屋门响，在隔壁房间里有人窃窃私语。我站起
来，把门稍稍打开：我的大儿子米歇尔刚刚回来。我走到他前面，并且很费劲地嘟
哝出几个字：“你好，你还认得我吗？ ”
他久久地打量着我，思索着，然后回答说：“不认得，对不起，先生，可是我
记不得曾经见过你……”
他也这样……
“这样吧，”我尽量加重语气对他说，“你回忆回忆你的童年……”
“你这么一说，真的，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后来，米歇尔叙述当时的情况说，他觉得他面前的那个人隐隐约约有点象他父
亲，但是这个头发灰白、面带病容的老先生，同他想象他父亲的样子只是模模糊糊
有点相似而已。
另外，官方不是已经正式向我家里人宣布我已经被纳粹杀害了吗？ 我竭力保持
平静，对米歇尔说，“我是你父亲，十年前我就回到俄国了．在牢里关了十年了，
刚刚才得到释放，回到你们这里来．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 ”
“只有一个，”他回答我说，“为什么人家把你判刑了呢？ 在我们国家，清白
无辜的人是不会一坐牢就坐十年的。”
我无力地倒在一把椅子上，我想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十分苍白。我从口袋里拿出
一份文件，把它递给我的儿子．这是苏联最高法院的一份声明，证实所有对我提出
的控告都是没有根据的，我得到彻底恢复名誉。
米歇尔阅读着，默不作声，脸上表情变了……
“现在，”我对他说，“我想我们可以互相拥抱了吧……”
他走过来。我把他搂在怀里，终于……
我感觉到沉浸在一种极其甜蜜，极其强烈的欢乐中。我急切地想知道：“妈妈
在哪里呢？ ”
“她两天前到格鲁吉亚去了。她是流动摄影师，每次外出三个星期，然后带钱
回来养家。我就去拍封电报告诉她……”
“爸爸归来，速返。”露芭收到这封电报，还以为是保
安部门的挑衅呢。她无法相信我回来了。但是她又觉得不能永远排除这种可能
性，所以借了钱做路费回来。火车都满座了。她便把电报给一个司机看，这个司机
很理解她的处境，便让她坐上铁路工人的专坐车厢．露芭终于到了……分别了十五
年，我们的头一眼包含的意思要比一千句话还要多。快乐的泪水，混杂着无限的哀
伤……无论怎样恢复名誉都无法弥补这些失去的光阴。这是肯定无疑的，因而更加
剧了我们的哀愁。
这失而复得的幸福在我看来是多么靠不住啊！……我象在梦中度过这些时刻，
而无情的现实随时都有可能打破我的美梦。
以后，全街的人都奔走相告：“露芭的丈夫回来了！”
邻人们，好奇的人以及无处不有的密探都活跃起来。许许多多的手向我伸出来，
我不得不解释，叙述……
又过了几天，门口来了一辆华丽的轿车，一位上校走进来告诉我说，军事情报
部部长叫他来请我到情报中心去。我去到那间办公室，就是当年，1937年，柏尔青
将军接见我的地方。一位上了年纪的将军走过来，十分热情地和我握手，并且对我
说：“哦，你这才来了，总算来了。”
他的这个开场白有点出乎意外。我不免有点激动，问他说：“为什么那么多年
来局长没有给我辩护？ ”
我的问话，他听了发笑。
“谁能给你辩护啊？ 我们都在你呆的地方呢。一直要到斯大林死了，我们才把
那一帮子人请开。就是他们负责把国外工作的人一回到苏联就抓了起来。我们在监
牢里度过的岁月应该认作是对敌斗争的岁月。过去的事情就算了。你才五十岁，年
纪还不大。我们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你的健康，同时我们要在莫斯科中心
区给你搞一个套间。我们已经向政府提出申请，为你以往出过的力给你发津贴。现
在你打算干什么？ ”
“就是我在1945年想干的事：回我的祖国波兰。在巴黎解放那一天，我的情报
工作已经结束，以后发生的事情都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那位将军迟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