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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巴黎却有一个人被所有这些证词激怒了。他就是国家保卫局局长罗歇
先生。1972年1 月13日声援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他便跳了出来打电话
给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
“还有别的犹太人等着你去为他们辩护呢1 ”罗歇警告他说。
好象碰巧那样，法国内政部长拒绝发给我妻子入境签证。
罗歇先生为了替这一决定申辩，给《世界报，写了一封信，题目是《特雷伯事
件》。这封信对我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攻击。国家保卫局局长表示怀疑我，说我在a1942
年11月底被德国军事情报部逮捕”后，我的“行动是十分可疑的”。他又指责我出
卖了我那个情报网的好几个人。罗歇先生又写道：“没有人能否认，特雷伯先生至
少答应了同敌人进行某种合作，以保住自己的性命。”
我不能让人进行这种诽谤而不作出反应。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我依法提出控诉。
由于罗歇先生领导着法国反间谍机关，所以他的这些话肯定会有人相信。要是让公
众舆论信以为真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另外，波兰当局马上利用法国国家保卫局长
的这篇文章，企图破坏声援我的运动。在丹麦，波兰大使馆的新闻专员把上述文章
分发给各报。但是他碰了钉子：各报的编辑部回答说，他们不参与这个德雷弗斯事
件。
然而事态继续发展下去……
苏勒兹·拉里维埃尔律师同马塔拉索律师一起负责为我辩护。1972年6 月23日，
苏勒兹到华沙来看我，为我那个案子作准备。我们不能在住宅里谈话，于是便到公
园里长时间散步，远远躲开那些包打听的耳朵，一看到有路人走近我们，就中断我
们的谈话，转而大谈特谈天气。
6 月26日，我送苏勒兹到机场去。 ‘不招自来”的出租汽车是没有里程计算
表的。在反光镜里，我几次发现华沙当局——钉梢的——眼睛。我刚刚同我的朋友
告别，转过身来，他就给七个身强体壮的“海关人员”拉走了。他给带到一个房间
里，脱光了衣服，从头到脚搜查一遍。他的行李也遭到了仔细的检查，牙膏和刮脸
肥皂的锡皮都给挤瘪了，胶卷被没收。苏勒兹拼命抱住他的皮包，就象落水的人抱
住救生圈，还固执地拒绝把皮包打开。人家就威胁他，说要对他使用“粗鲁的办法”
了．由于众寡悬殊，他只好认输。波兰警察抓走了有关我案子的材料．折腾了几个
小时，最后，我的律师才获准登上飞机．我得悉这事后，马上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
抗议。中央委员会是完全知道苏勒兹到华沙来的。当然他们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我
从值班的官僚那里得来的只不过是一个“天真”得让你哭笑不得的答复：“毫无疑
问，这不过是通常的海关检查罢了……”
1972年7 月底，苏勒兹又来到华沙。他坚定不移，但处处提防——有了经验的
律师是一个人顶两个人用的。我们立刻就发现，我们受到比上次更严密的监视。于
是我们决定，如要交换意见就写在小纸头上，看过了就马上扔到抽水马桶去。我的
律师十分气愤，问我“怎么能够这样生活呢？ ”他在一张纸头上写上那出色的“三
字经”。我起誓我离开这个地方时也要把这“三字经”写在最显眼的地方。这一次，
苏勒兹离开了波兰，没有受到什么留难。在巴黎，我的朋友们继续保证给我积极的
声援：1972年10月2 日，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到巴黎进行国事访问，迎接他的是声
援委员会印发的招贴，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特雷伯呢，盖莱克先生？ 》另方面，
社会党的领导在公报中提出了《令人痛心的特雷伯问题》。
对罗歇先生的起诉定于月底开庭。我的律师要求法国内政部发给我通行证。为
了支持我的要求，吉尔·佩罗以及《新观察家》周刊的记者伯纳德·格塔，鲁思，
瓦伦蒂尼和克里斯琴·杰伦开始绝食斗争．法国内政部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是波兰
政府不让我离境。
这样，法国国家保卫局局长1972年10月26日到巴黎第十七初级法院出庭时，我
并不在场。我所认识的朋友：海伦娜·包里奥尔，塞西尔·卡茨，勒德尔曼律师，
克罗德·斯巴克，雅克·索科尔，还有我不认识的朋友都到法庭为我作证。
维科尔写信给法庭说：“我认为利奥波德·特雷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纳
粹德国的一个伟大英雄。作为‘红色乐队’的领导人，他为最后胜利作出贡献，要
比我所能作出的贡献大得无法比拟……”
雷米上校得到过解放勋章，也来声援我。法庭宣读了他的信，他在信里写道：
“如果我当时是在‘红色乐队’的队伍中作战，我会感到十分自豪能够有效地为盟
军的胜利，因而也是为了法国的解放，贡献出力量。”
吉尔·佩罗在他的证词中，回顾了“红色乐队”的历史，并确切而清楚地回答
了所有问题。马塔拉索律师的辩论词很有力，根据充分和有说服力。苏勒兹律师发
表了热情的辩护词，还揭发了这个案件的真正丑恶面：“我想知道盖世太保的所有
这些人现在怎样了。我想过，我也进行过调查：希特勒的鹰犬罗德，曾经夸耀把‘
红色乐队’的四十名战士送上了断头台，现在他是托纳斯的格拉斯赫登市副市长。
他主持一个生意兴隆的法律事务所……
“皮普过去专门收集受够刑讯的人的遗物……他两年前死了，他是汉堡的扶轮
国际主席。
“雷塞今天在斯图加特过着退休生活……
“布拉格的刽子手潘维茨领着政府的津贴，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所有这些人，
今天，对于他们来说，战争已经不算什么了：手上只沾了一点灰尘，吹一吹就吹跑
了。我想到了这些人，又想到了特雷伯。”
这个案件还没有结束，罗歇先生就放弃了他在国家保卫部的职位，然后被任命
为穆特埃莫塞尔省长。这情况是如此凑巧，以致当时的内政部长马塞林不得不写信
给法庭解释说： “当然，这一任命和特雷伯案件没有任何关系，不过是巧合而已
……”
当然，……法庭判决的是罗歇省长而不是国家保卫局局长。
有一个时候，声援运动踏步不前。于是，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士的特
雷伯委员会又于1973年3 月在伦敦举行会议，由法国社会党人斯科尔先生主持。
我没有参加为我的问题而进行的辩论，却一直住在华沙，处境十分孤独。从1973
年1 月23日起，我就受到监视，在我自己的住所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犯。当局
通过非正式的途径通知我说，我并没有受到警察的监视，对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并没
有其它目的，只不过为了“保证我的安全”罢了。可是，谁来威胁我呢？ 我又威胁
谁呢？ 他们想把我怎么样呢？ 他们有什么要责备我的呢？ 我天天翻过来覆过去考虑
这些问题，可是得不到答案。总之，我觉得，如果我不反抗的话，这种局面大概会
继续下去，直到那一天，波兰政府为我举行堂皇的葬礼，送来鲜花和花圈为止。1973
年9 月，我病倒了，病情很重。吉尔·佩罗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对我示意要采取
最后措施了。以后，我就写信给中央委员会，并把信的内容通知各新闻通讯社：
“我完全知道，我在电话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波兰警察局都给记录下来。因此我决
定第一次把我在华沙不得不忍受的那种生活和盘托出。”
我日日夜夜受到监视，在我家的楼上、楼下、街道上：到处都有他们这些人。
我刚刚住了一个时期医院出来，他们原以为我的末日到了，所以才把我送到医院去
的。即使这样，他们也呆在医院监视着我和把我隔离起来。没有人能想象我是多么
地孤单。这不是生活，这是苟延残喘而已。神经紧张得使我无法忍受，我已经再也
忍耐不下去了，他们把我逼到了墙根下。我知道我唯一可以做的是什么：那就是死。
但是我将站着死，一个领导过“红色乐队”的人是应该这样死的。
如果两周之内，情况没有改变，我就开始绝食，直到我能够离开波兰或者死去
为止。
我结束我的生命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目前的处境使我
的家庭十分不幸。我的妻子和儿女有权利过正常的生活，而不是现在那种地狱般的
生活。我的处境是一个囚犯的处境，我无论如何一定要离开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