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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页七四○——七四一。）暹罗贡使虽然从头到尾都没有错，但他们抵达朝廷，却没有了贡品。地方官这样的行径，在永乐年间是不可能存在的。而在同一年，英宗敕谕爪哇国王，说他所遣派的“使臣”狂横，饮酒酣醉，杀死数条人命，最后自杀身亡。英宗命令：“今复遣人，其慎择之。”正统元年至三年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参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编下册，页1431—1434，引《国榷》，卷二三；《明英宗实录》，卷三一、三八、四五。
逐渐地，帝国的朝贡体系开始走下坡。诸番国不再向皇帝倾献大量的贡品，而皇帝也吝于回赠任何赏赐。“贡使”的真实身份，从来也不曾如此暧昧过，有些简直就是盗贼和走私贩子。各省官员与地方商人渴望从对外贸易的巨大利益中分一杯羹，公然夺取要送往北京的贡品，而皇帝似乎无法（或不愿）制止。正统九年（1444），一支大型的商业远征队，自广东前往爪
哇，其中的33名走私者想必是为了让以后的生意更加顺利，留在当地。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的“亡赖”，遭到官府逮捕与治罪。关于走私与非官方贸易的增加，见《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田培栋，《论郑和下西洋终止的原因》，《郑和研究》，第十二期（1991年5月），页32—35。译注：此事据《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载：“广东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旁郡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因而叛附爪哇者二十二人，其余俱归，复具舟将发，知府王源获其四人以闻。上命巡按御史，同按察司官，并收未获者户长鞫状，果有踪迹，严锢之。具奏处置。”则留在爪哇者当为22人，而非33人。
第四部分第十章 最后的航行（3）
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性市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并起，由其提供的舶来商品亦为一般百姓所熟悉。曾为中央独占的互市专利，已渐衰微，复因忧虑沿海各省与外国势力之间的勾结，或将进一步侵蚀中央的权威。到最后，甚至连帝国的水师，都没有能力在公海上为官方的贸易使团提供安全的通道。
15世纪初的极盛时期，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舰：其中2700艘，配属于沿海四处无数的海岸巡检司；另有400艘战船，停泊于南京附近的新江口基地；还有400艘，则是武装的漕船。当时，单单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艘船舰组成的舰队。及至英宗正统五年，浙江船只的数字下降到不及先前的半数。到了15世纪中叶，该省的舰队仅及前数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建造双桅以上的船只，即犯死罪；世宗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了一道圣旨，准许沿海总督、巡抚摧毁所有远洋航行的船只，并逮捕驾这些船只下海的商人。在中国东南沿海倭寇高峰时期的嘉靖三十年，以多桅帆船下海即属犯罪，为了贸易目的而出海者，就更不用说了。不到一百年，全世界最强大的水师，诚如后人所了解的，下令自我毁灭。关于明朝水师的衰落，参见Needham，ScienceandCivlizationinChina；Ⅳ：3，326—38；LoJungpang（罗荣邦），“ThedeclineoftheearlyMingnavy”；149—168。为什么？
答案之一和15世纪中叶朝廷的政策，以及皇帝之下的宦官与朝臣（儒家官僚）之间持续增强的紧张有关。海上航行与海上贸易，本就是宦官集团惯常涉足的范畴；对这些士大夫来说，摧毁这些海上冒险事业，即等于是截断了对手的主要权势与经济收入。
在朱瞻基统治期间，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两者的势力同时茁壮，也埋下了两者冲突的导火线。宣宗之世大幅提升内阁的地位，改由翰林院儒士主持，原本仅是备顾问的机构，现在一跃而为具有操纵行政事务能力的委员会，乃至对于六部待朱批的奏疏享有票拟（提出建议）之权。译注：明代内阁，始设于洪武十五年（1382），秩正五品，地位与六部之郎中相当，权限小，仅侍左右，备顾问而已；
至永乐年间，权限较大，并可参预机务。及至仁宣之世，方臻于完备，大学士分衙办事，地位亦由五品升至一二品之位阶，职权亦扩大，中外衙门章奏，皆送内阁票拟，于是“虽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六部皆禀受内阁风旨而后行”。参见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页17—24。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朱瞻基都是直接采纳大学士的拟议。至于另一方面，朱瞻基不仅坚持宦官需入内书堂接受教育，同时也让他们掌管奏疏，致使宦官接管了官府间的往来公文，因而可以决定哪些事务该提交给皇帝处理。倘若皇帝驳回了大学士的拟议，宦官就可能采取行动攫取本身的利益。不过，朱瞻基紧紧地控制住宦官。
当宣德二年、宣德六年两度发现宦官涉嫌诈财及收贿，毫不犹豫地将这些宦官以及他们的党羽处死。宣宗担心宦官可能擅改官方的文件，故坚持诏令必须经由首席大学士确认才有效力。关于宦官与内阁大学士权力的增长，参见CambridgeHistoryofChina；Ⅶ；286—288在朱瞻基本身个性与警觉目光支配之下，这两个集团的力量臻于平衡。然而，宣德十年，他以36岁之龄突然驾崩，其太子幼小，才只有7岁，根本没有能力应付他们。这个小皇帝朱祁镇在位的初期，宦官控制了厂卫机构，并增强其在军队中的监督角色，而且成为财务上的代理人。他们暗中经营私人的商业活动，提高税额，累积了巨额的财富。若有谁敢反对，宦官就将其拷打、处死或流放。年轻的皇帝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监护人——恶名昭彰的太监王振——的厉爪，而王振就利用他身为皇城里宦官组织首领的身份，成了帝国实质上的统治者。他必须为中国历史上最羞辱的时刻译注：在此系指土木堡事变英宗被蒙古人所俘，但在中国历史上，这还不是最“羞辱”的变难。北宋末年“靖康之难”，徽、钦二帝被俘，就较这一事件严重，而西晋末年的“永嘉之难”亦然。）负责，他将中国导入另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最后则导致了明朝的灭亡。这个方向与永乐皇帝好大喜功、大手笔的哲学相违背，同时也与宝船船队远航所代表的事物相违背。
王振的贪婪丝毫不受拘束。他的仓库充斥着从政府日常事务中勒索得来的各色物品。他甚至夺走本要进贡给英宗的蒙古马。同时借由将重要军职及行政职缺安插给他的朋友及家人，顺利地平息了有关他所作所为的一切反对声浪。翰林院侍讲刘球对云南、缅甸边界的军事骚动提出质疑时，王振即将其监禁并支解而死。于是，几乎无人敢再反对这名恣傲的独裁太监。有关太监王振，参见DictionaryofMingBiography；1347—1349。
正统十四年，王振率领50万的中国部队前去征讨在西北边陲的蒙古。为了要等待载运其私人家当的千余辆牛车，王振在接近蒙古地界的土木堡（编按：位于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停止了英宗随行人马的前进。当时，兵部尚书邝NC277觉察到危险，要求王振继续前进，王振却怒斥他说：“汝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
然而，就如兵部尚书邝NC277所担心的那样，数目不逾两万的蒙古骑兵迅即逼近，包围并砍杀了伴随英宗的中国先头部队。大部分宿卫英宗的部队，都惨死于快速移动的骑兵刀下。至于22岁的朱祁镇，则下马并坐在箭如雨下的地上；最后，蒙古人在不敢相信有这么好运的情况下，俘虏了英宗。王振本人则在这场战役中丧命（若干资料说他被愤懑的军官捶死）。蒙古掌握了主动权，他们本可以轻易地行进至北京。然而他们踌躇了一段时间，让中国人有足够的时间着手安排抵御事宜，并让英宗的皇弟NBD6C王即位成为景帝。关于土木堡之役，参见FrederickW．Mote；“TheT'umuincidentof1449；”inFairbank；ed。；ChineseWaysinWarfare；243—272。
紧接着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件。在新皇帝首次上朝时，士大夫要求解除王振之下强而有力的宦官集团。他们坚持王振本人必须为这个历史性的灾变付出代价，家产必须充公。官员们扬言，倘若这项要求不得实现，将自杀以示抗议。
景帝还没有机会作出回应，一名宦官的爪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指责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