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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拼图的小块是遗失了。然而，虽然考古学上的证据目前仍然缺乏，
但有趣的是，这两个地区的民俗传说让人联想到这里与亚洲人可能有零星的接触，而中国人也很有可能定居在非洲及澳洲的海岸。如果语言学上的研究能够完成，将会对证明这种说法有所帮助。“白吉尼”（Baijini）与“贝朱尼”（Bajuni）相当类似。在各自的语言传统中，这两个字都是外来语，不过也没有人能够确定这两个字的来源。“白吉尼”这个字单复数同型，跟大多数的奇史瓦希里（Kiswahili）的字不同，反而与中文的名词拥有相同的特性。“白吉尼”与“贝朱尼”可能都是源自于中文的“袍子”（baju），也就是在印尼及马来西亚生活的华人对“长袍”的称呼；而“袍子”的来源，则可能出自于中国北京的官话：“袍”（pao），意思是指“长衣”。关于“贝朱尼”的得名，参见V．L．Grottanelli；Pescatoridell'OceanoIndiano（ThefishermenoftheIndianOcean）；Rome；Cremonese；1958；12。中国服饰最大的特质就是自古以来男女皆穿着丝质的长袍。如果郑和一行人或是比他们更早的中国航海家，曾经登陆而且停留在澳洲及非洲，他们令人赞叹的长袍可能给当地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面对当地人询问有关珍奇的服装时，中国人回答的“袍子”，可能就成为当地一直流传下来对中国人的称呼。公元一九四○年代，已故的人类学家罗兰·伯恩德特（RonaldM．Berndt）在安亨地北部进行研究时，发现白吉尼的老人称他们一种特殊布料的图案设计为“达拉不”（darabu）。伯恩德特指出，“达拉不”图案由彩色的三角形图案构成，后来成为某些原住民部落图案设计的基本结构。关于白吉尼人及澳大利亚土著的文字“达拉不”，参见Brendt；ArnhemLand；36。而我在拉姆进行研究时，发现瓦尚嘎人在其纺织词汇中，也有一个特殊的字，与安亨地北部原住民所用的“达拉不”读音相同。但“达拉不”这个字汇，在贝朱尼人当地的奇史瓦希里方言中，指的是织布机。关于奇史瓦希里人“达拉不”这个字汇，系于1992年10月、11月访问自瓦尚嘎族族人。中文的“布”（bu），可能是这两个相关字的共同字根。若进一步调查，或许能够确定白吉尼人与贝朱尼人事实上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而且，就算是他们的祖先不是中国人，他们一定在某个时期，曾经接受过中国的影响，学会丝绸以及织布这个中国人谨守的秘密。
后记致谢
1988年9月，当我第一次着手这个写作计划时，我曾经到剑桥大学，在李约瑟研究所（NeedhamResearchInstitute）访问了《中国之科学与文明》（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这一套书的作者——英国汉学家李约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有一天的下午，我们开始谈话后不久，他突然间转换了话题：“从我20年前开始写有关中国的航海活动以来，发生了很多事，何不在这里多留几天，仔细浏览我持续在这个主题上所搜集的书信与档案？”我留了下来。李约瑟博士以学术界中难得的慷慨大度与开放之风，将我的研究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否则这个计划的成果会不一样的。
在剑桥的这些日子里，我也很幸运地能够遇见黄兴宗博士（他是李约瑟博士那套书的合纂者，现在是李约瑟研究所的副所长），我在马来西亚野外实际调查的时候，他曾经给予相当大的协助。我与他的兄弟PeterH．H．Huang，还有JohnN．Miksic、周振忠、廖裕芳以及国立新加坡大学的吴振强之间的谈话，对于我了解马六甲的海洋史有极大的帮助。我感谢蔡胜基与他的家人，让我在马六甲那段美好时光中，能透过他们的观点去了解华人社会。我也要感谢陈淑莲（音译），对三宝垄提供她具有洞察力的观点。与香港大学王赓武博士数次长而有趣的访谈中，我对于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理解，也得到极大的提升。
在东非沿海地区调查史瓦希里文化（Swahiliculture）时，我非常感激英国海岸考古学家JamesKirkman以及肯尼亚共和国夸莱（Kwale）的JamesdeVereAllen，这两位学者已在近年过世，实为史瓦希里研究的极大损失。至于在英国东非研究所（BritishInstituteofEastAfrica）曾经提供很多学者多方面帮助的JohnSutton，我要感谢他提供无法计量的帮助以及友谊。同时我在他们进行挖掘的特（Pate）岛遗址那段充满惊奇的日子中，我要感谢曾经在耶稣堡博物馆（FortJesusMuseum）服务的RichardWilding以及圣劳伦斯大学（St．LawrenceUniversity）的HowardBrown，还有在牛津的MarkHorton。关于瓦尚嘎族（Washanga）的考察，若没AhmedSheikhNabany的协助，绝对不可能完成。希望将来我们可以共同研究，证实这些民族与中国的关联性。1990年春天及初夏，我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srity）—南京大学中美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时在中国正值紧张时刻，许多文化交流的计划都被取消。这个计划可以逃过一劫，主要归功于那时负责人WilliamSpeidel与RichardGaulton的努力，我也要对他们两人所给予我个人以及这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全力支持表示感激。
在南京，我要特别感谢市立博物馆的考古学家罗宗真、王引以及郑和研究会的孔令仁。这个研究会已成为全中国郑和研究的中心，我的研究也引用他们出版的论文。在我停留在南京期间，郑和养子（侄子）的19世及20世孙郑自强、郑勉之及郑自海，感谢他们与我分享家谱资料，并且给我热情的接待与鼓励。谨以此书献给他们以及在南京和昆明所有的郑和子孙，希望他们祖先的成就能够让西方人更为熟悉。
我要感谢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周绍泉、王毓铨、商传有关明代史的长时间交谈。我也转译并引述了商传新近对于官方正史首次综合整理的大作中关于永乐皇帝的部分。我也要感谢杨伯达、徐乃湘、单国强及于倬云在紫禁城的协助，魏雨青在十三陵的帮忙，以及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孔祥星、李泽奉及刘如仲于当时极为艰困的情势下给予我的热忱接待。
我也衷心地感谢在泉州时，海交史博物馆馆长李国清于了解福建帆船及其建造过程上的协助
，并感谢其夫人为我翻译。这个博物馆所收藏在泉州港发掘出来的元代帆船，是一个难得的发现。我也感谢白奇村的郭翔鹏，福建省伊斯兰教协会的阿卜杜拉·黄秋润，厦门大学的韩振华，福建师范学院的徐恭生。在我旅居中国时，我与毛凯琳（KarinMalmstrom）在一起考察。她的魅力、幽默以及精通的北京话，使我在她的引导下总是能够找到所要找的人，她的耐心对于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
我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停留数周。在此要向张彬村所提供对海外散居华人的深入观察致上我的谢意；我也要感谢提供蒙古资料的张骏逸以及周功鑫，感谢他协助取得在“国立”故宫博物院所有相关的图版。我也衷心感谢任教于台湾沿海北港镇的英文老师PalBjerkmann；以及其博学的友人林永村、王桂阳、蔡维斌。此书大部分在华盛顿特区进行研究与撰写。由于在国会图书馆（LibraryofCongress）拥有研究上的便利，能够获得大部分的明代刻本与我需要的其他资料。图书馆在所有的部门收藏资料的广度与深度，令我赞叹不已；能在那里研究，深深地感到受到特惠。这要感谢BruceMartin与VictoriaHill的支持。在整个数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受惠于亚洲部门的RobertDunn、DavidHsu与WangChi，承蒙他们耐心的协助及鼓励，受益良多。我也要感谢西藏专家SusanMeinheit，阿拉伯部门的GeorgeD．Selim及ChristopherMurphy，日本部门的YoshikoYoshimura，以及JamesArmstrong与EllisGeneSmit两位图书馆馆员，他们在非洲及印度尼西亚的资料上，给予相当多的帮助。至于中国白话文及文言文资料上的翻译，这份长期而艰难的工作，我主要仰赖朱鸿林、凯氏（JamesGeiss）、ScottPierce、吴伟平及左焕琦。乔治城大学（GeorgetownUniversity）的中国语言学家吴伟平或左焕琦，和我共同工作了两年，完成更进一步的部分，每次花费好几小时在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