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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煞白的，脸颊薄得像一把刀子，鼻尖上的弯勾和鱼钩一样尖锐。我们都想晓得她写了些什么，任主任的侄儿说，愤怒出诗人，伊娃的愤怒肯定更让她妙语连珠吧。但是她不让任何人碰她的《小女子大印象》，她走到哪儿都拿双手把本子抱在胸前，和电影里日本、韩国的女孩子一样，活脱脱成了个假眉假眼的淑女了。不过，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这全都是他妈的假像啊。不然，伊娃如何是伊娃呢？
有一天阿利告诉我，他亲眼看见，伊娃在十三根泡桐树揪住陶陶，扇了他一个耳光。
我并没有吃惊。我只是问阿利，陶陶也没还手吗？
阿利软软地吐口气，他说，陶陶没还手。陶陶连什么话都没有说，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可怜的阿利，在公厕大战之后他也连带着给废了，就像挨了一顿黑打的家伙就是他本人。
公厕大战其实是好事者们瞎叫起来的，哪有什么大战呢？谁都没有挨黑打。如果按麦麦德的说法，一盘棋才刚刚落子，就已经成了残局了。没有谁遭到黑打，也没有谁为此受到警方、校方的惩罚。这种事对泡中来说，说到底，也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它发生在高二·一班，我、陶陶、金贵，还有包京生、朱朱凑巧算是它的当事人，所以它才对我们几个少而又少的人产生了一丁点儿的影响吧。我还是我，我和陶陶的事情早在这场所谓的大战之前就结束了，我从来没有好好地了解过他。当然，他可能也从没有了解过我吧？管它呢。我失去的
仅仅是那把猎刀，十八岁生日的礼物。那天我从粪池边直起身子的时候，猎刀就已经不在我的手里了。也许谁把它拣回去了，也许谁把它一脚踢进粪池了，这和我已经没有了关系了。反正，我手里已经没有这把刀子了。
有一回麦麦德单刀匹马去劫持一支富商的骆驼队，在格斗中他把刀丢了。把刀丢了，他还在和他们拼命搏杀，他们吓坏了，说，这个人真要命，这个人连刀都不要了！他们就发一声喊，跑了个精光。噢，也许，一个人到了不要命的时候，就连刀都不要了，就把自己也变成了一把刀了？这个情节我记得最熟，因为我至今也没有弄懂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劳神费时地想过，该怎么处置剩下的那把刀子，就是那把镶嵌有红宝石、绿宝石的土耳其弯刀。最初我想将它扔进烂肠子一样的南河去，由它在污泥浊水中埋葬吧，让恶心来冲刷恶心。但我终于没有扔，扔了对不起打造这把刀子的师傅了，他一定是个很有耐心的老年人，披着和麦麦德一样的袍子，有着和麦麦德一样灰色的眼睛，那是像沙漠一样滚烫、柔和的眼睛。他打造刀子的时候，一锤一锤地敲，一刀一刀地刻，才把它做得这么漂亮的，漂亮得就像弯曲的月亮，就像朱朱的眉毛。朱朱的眉毛是不该沾上污泥浊水的啊。因为我想不明白，我反而每天晚上都把弯刀攥在手心里摩挲。我还从来没有这么亲近过一把刀子，过去我是不厌其烦地观赏它，现在我是长久地在黑暗中抚摸着它。就像一双婴儿暖洋洋的手在抚摸着一朵花，直到花也变得暖洋洋的了，盛开了，并且萎靡下去了。
爸爸躺在隔壁翻来覆去睡不着。他不停地咳嗽，吐痰，起床喝水，上盥洗间……他做这一切的时候，都小心翼翼，克制 着减少响动，生怕惊扰了我的好梦。他哪里晓得，我有什么好梦，我一直睁大眼睛等待天亮呢。我默数着他发出的每一个声音，我晓得是他压抑的声音，装得跟小猫一样的脚步，真正使我有了说不出的伤心。我想趴到他的床头上去给他说说话，可我不晓得应该说些什么才好。已经记不得上一次趴在爸爸床头说话的时间了，也许是十几年前的事了吧。丫丫谷的潮湿和阴暗完全把爸爸给废了，他总是在阳光遍地的天气也叹息关节痛、肌肉痛和皮肤瘙痒。他的军帽、军装就挂在门后的衣钩上，帽徽和中校肩章在闪闪发光。爸爸每天的功课就是擦拭它们，干干净净，保持着明亮。
我已经好多天没有买过鲜花了。爸爸老是打喷嚏，呼吸急促。爸爸说，他可能是对花粉过敏。他已经被转业办安置到一个信箱工作了。信箱的首长说，老何你还是老本行吧，做做保卫工作，军人嘛，就是这些特长，不卫国了还可以保家，因为这个信箱就近在我们的家门口啊。首长还当即发给爸爸一套崭新的灰色制服，就是那种泡中灰狗子保安的制服，还有一根电筒一样的电警棍，一双大得不得了的白手套，爸爸的手放进去，就像耗子钻进了棉被窝。我问爸爸你是怎么想的呢，爸爸不说话，爸爸只是用使劲的喷嚏和咳嗽来答复我，他把脸咳得通红，眼窝里都要溅出血来了。他摆摆手，我就把桌上那束百合从窗口扔了出去。从此我就没有买过鲜花了。真的，我一次也没有买过了。
妈妈还没有回来。我不晓得她和爸爸达成了什么协议。反正她没有回来，她给我通过一次电话，说妈妈再咬咬牙多干些，我们就是有钱人了。我冷笑了一声，我这还是第一次对妈妈冷笑呢。我说，我晓得你咬着牙齿在干什么？
妈妈在电话那头好久都没有吭声，半天才骂了一句，妈的！
我把电话撩了。我觉得很好笑，我不是妈的是谁的呢。
昨晚，刮了一夜的东南风，把我们家窗台下的芭蕉都打折了。大树下那些用来搓小麻将的桌椅都在风中乱跑，窗户劈劈啪啪作响，到天亮的时候，我还看见谁家的小裤衩、小内衣一直在天上飘扬呢，就像是粉红色的鸽子和燕子。我心情忽然变得很好，我说爸爸，爸爸，你去割一斤肉、买两个萝卜、再加半斤蒜苗，晚上我给你做回锅肉。
爸爸用叹息一样的声音答复我，我的好心情使他也有了好心情，他的叹息是高兴的，惶
惶不安的，生怕那好心情忽然会被风又吹走了。
学校操场边的一棵老泡桐树也被吹倒了，树倒下来横在跑道上，一下子把跑道都堵死了。这树也实在是大，倒下来就跟一间房屋坍塌了一样，数不清的枝枝桠桠上还留着肥大的叶子。树冠上还有鸟巢，鸟巢又大又柔软，它摔下来，里边七个鸟蛋居然一个都没有摔烂。
上午第一节课就是我们的体育课，体育老师让班长带领同学先把大树清除出去。朱朱喊了声男同学都来呀，但没有一个人应答。风虽然小了，但还在刮着，气温降了许多，我们都没有及时添加衣服，风吹在身上，冷嗖嗖的，我们都缩了脖子、抄着双手在操场上跺脚，谁想做这种破烂事情！可怜的朱朱没法子，就围着树干转了一转又一转，好象一个拳击手在绕着对手兜圈子，真要笑死人了。但是她转着转着，忽然惊叫起来——她成了第一个发现鸟巢和鸟蛋的人。
她把鸟巢和鸟蛋都捧在手心里，就连声音都有点喜极而泣了。是的，是喜极而泣，瘸腿伊娃描写到浪子回家、情人重逢……的时候，她总是会使用这样一个词，“喜极而泣”。朱朱就是喜极而泣的，她差点说不出话来了。她就那么捧着，说，风子风子，七个蛋，七个蛋啊七个蛋。同学们一下子哄笑起来，有个坏家伙摇头晃脑地念起来，朱朱不摸蛋，一摸就是七个蛋。我一脚踢在他的屁股上，我说，妈的×，有你说的！其它男生冲上去把朱朱围起来，嚷着要蛋蛋、要蛋蛋，我们要蛋蛋。
朱朱在人群中娇滴滴地抵抗着，她说，不要，不要。
我看了看，只有两个男生站在那儿没动，一个是陶陶，一个是金贵。金贵的头发还是乱蓬蓬的，油腻腻的，但他已经不是穿西装的金贵了，他穿着红色的校服，和他红扑扑的脸一样的红。他的颧骨高高的，也被风吹红了。在一瞬间，我忽然觉得金贵很像一个人，一个贴在广告画上的印第安男人，头上插着羽毛，手上拿着补肾丸，真是土得不像话。
我说，金贵，金贵，你还不去护着班长！班长对你那么好。
金贵犹豫了一下，又看看陶陶，陶陶一点表情也没有。金贵就冲上去，用左手一个一个地揪住男生的衣领，把他们硬邦邦地拉开了。没有一个人试图反抗，都笑嘻嘻地退了几步。金贵的劲他们都知道的，不是狠，是蛮，公厕大战之后，金贵的的金左手曾名噪一时，但慢慢地，班上无架可打，他们就有点把这个乡巴佬忘了。他不说话，不发言，不交朋友，闷头闷脑上学、放学，可现在他一出手，谁都把他的蛮劲记起来了。
人群散开后，空出一个圆圈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