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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京生先是惊讶，然后满脸胀得通红。他捏紧了两个铅球一样大的拳头，绕过烧烤摊，走到了我的跟前。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了，阿利靠着我，身子都在微微发抖，他的手还攥在我的手里，攥得全是汗水。就连卖烧烤的小贩都退出两步去，一脸的惶恐，却说不出话。是啊，没有一个人说话，陶陶站在我身后，我也不知道他脸上是什么表情。我一动不动，只是望着包京生河马般的大下巴，我说，妈的×！你来试试吧。
没有人说话，好像沉默了很久，靠岸的游艇忽然屁响屁响地鸣了一声笛，懒洋洋破开污水，朝河的那边移过去……包京生的脸色慢慢暖和下来了，他说，爷们不跟娘们斗。大伙儿回去吧，赶紧赶紧。他跟个校长似地挥挥手，他说，阿利，赶紧赶紧，啊！阿利就哆哆嗦嗦掏出皮夹子，把烧烤的钱付了。包京生笑起来，又和蔼又慈祥，再挥挥手，一拨人就跟在他的屁股后边，磨磨蹭蹭进了那扇嵌了铁花的栅栏门。
放学以后，我还在十三根泡桐树下等陶陶，但是我没有上他的捷安特。我说，陶陶，包京生为什么要收拾阿利，当着你的面收拾阿利？
收拾，什么叫收拾，陶陶说，包京生开个玩笑罢了。
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说，那是包京生打狗欺主，至少也是打草惊蛇，他要试试陶陶
到底有好大的能耐，也试试高二·一班到底是水深水浅。那家伙是个狠将，他敢骑到你头上拉屎拉尿呢。
陶陶低着头，沉默一小会，他说，他不会的。陶陶就像在宽慰我，也更像在宽慰他自己。他说，包京生跟我无怨无仇，为什么要骑到我头上呢？
我笑起来，我说，陶陶，对我说实话，你怕他？
陶陶说，哪个在怕他！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我叹口气，我说，你在学着跟宋小豆一样说话了。好了好了，我累得很，我要回去睡觉了。
公交车来了，我一步就跨了上去。车开出一段路，我回头望望望车站，陶陶还推着捷安特，立在十三根泡桐树下边。四月天湿渍渍的风吹进车窗，把我的眼睛、鼻子都吹酸了，吹红了。真的，四月的风就是这样，一小会的时间，一下子就把你吹得难过极了。
第四章 深浅
我们家住在东郊工业区的跃进坊。你以为坊就是作坊的坊吧，酱油作坊，豆芽作坊，或者是鞭炮作坊，哦，不是的不是的，这个坊不是那个坊。我们的坊是大跃进传下来的古老称呼了，一坊就是一处宿舍区。听说我们东郊共有三十六坊，或者是一百零八坊，谁弄得清楚呢。在灰蒙蒙的天空下， 干巴巴的红砖楼就像废弃的火车厢，乱七八糟地撂在荒地里。这儿是真的安静啊，安静得连红砖墙都长出了成片的蘑菇和青苔。从前，我妈妈说，从前这儿是热气腾腾的地方，成千上万穿蓝装的工人川流不息，厂房连着厂房，就像田坝连着田坝。我
到今天也不晓得，为什么工厂的名字都跟密码一样如同天书，123信箱，456信箱，789信箱，隔着嵌花的栅栏，厂区的林荫大道长长地延伸，延伸到一个烟灰色的终点，多么气派和神秘。当然，那是从前了。现在不是这样，现在你到了东郊，还以为是到了月球呢，要多么荒凉就多么荒凉。先是烟囱不冒烟了，后来厂门上都吊了一把大铁锁。航车停了，电灯不亮了，机床生了锈，很多人下了岗，人气就散了。就算不是月球吧，东郊也荒凉得像蝗虫篦过的镇子，瓦檐口被雨水和风咬出了蜂窝，楼群见出了出土文物一样的破旧，就差没有人在上边钉个铜牌，标明这曾是哪位名人可怜的故居。名人和屋子都同样的可怜了，不过，屋前屋后还有银杏、梧桐、黄桷、皂荚、桑椹……还有没心没肺的芭蕉，依旧在春夏天里茂盛如旧，亭亭如盖，绿得让人心慌。坊里心野的家伙早就跑出去野了，上新疆淘金子，下海南炒地皮，留下那些趿着拖鞋、抱着茶碗的老头、妇女，在黄桷树下不分昼夜地搓着小麻将。
小麻将不是什么军事术语，小麻将就是输赢只有几毛钱、几分钱的小麻将。输赢小，是因为挣得少。妈妈就说过，哪个不想打大麻将呢，一掷千金，多豪迈啊！可是你和他都下岗了，一个月就只有百把元，你就是把他的骨头熬干了，也就是百把元啊。你说这个麻将如何不小呢？！
我们的家住在一楼，我的床头正好临窗，那些麻将桌就像摆在我的枕头上。好在搓麻将的人是很少说话的。麻将桌上所有的话都是废话，人人都是凭着肚子在盘算。麻将在桌布上转动的声音，就像陆战靴走在塑料跑道上，屁响屁响的，有时候他们和我心意相同，搓的人心头发紧，听的人就心烦得要吐。
妈妈又跑边贸去了。她恐怕已经赚了几个小钱了吧。她临走时总要给我留下一大堆方便面，是那种120的康师傅面霸。她做过厂里的会计，计算什么事情都不糊涂，我也就能够根据方便面的数量，知道她要出门多少天。当然了，她还给我留下一摞钱。钱的多少，取决于她心情的好坏。她自己快乐，对女儿的负疚就多，给的钱也多；反过来，她难过，觉得别人都有负于她，她给我的钱就少。屋子里黑洞洞的，从窗外射进来的灯光，把屋子照得更黑了。我懒得开灯，就摸索着给方便面泡上开水。方便面发出一股很干脆、很温暖的香味，很接近把一把干葱烧糊的味道。我喜欢这种味道。喜欢那些在电影电视里大吃方便面的男人，吃得呼噜噜响，满头大汗，鼻子通红，就露出一股霸气来。我又想到了陶陶，陶陶是有霸气的，没有想到他的霸气碰上包京生，一下子就瘪了，跑气了，不见了。
我是进高中时才认识陶陶的。看到他的第一眼，我吃了一惊，我心里就是那么格登了一下，真的，我听到了胸膛里格登地一响，就像断了一根骨头一样。我对自己说，哇，怎么会是他呢？
你问他是谁吗？其实我也不认识，我不晓得他是谁。天晓得他是谁？初三毕业后的暑假漫长得无边无际，在我的记忆里，天天都有雨水落下来，落在芭蕉肥大的叶子上，就像古代
计时的水漏落在盘子里，无聊得让人揪心又揪肺。我翻出爸爸的望远镜，透过窗户朝外看。望远镜是爸爸买的处理军需品，只有一个镜头还管用，即便做一个玩具，我也嫌它丢我的面子。但是在那个百事无心的时候，望远镜还是给我带来了一点儿的惊喜。越过一片滴水的芭蕉叶，一条坑洼泥泞的水泥路，我看见路口黄色的公用电话亭。在灰蒙蒙的雨幕里，在干巴巴的红砖中，黄色就像油菜花那么惹眼又好看。当然，让我不厌其烦看出去的，并不是小小的电话亭，而是在正午之前匆匆走过望远镜里的一个男人，而电话亭就是他最好的背景。雨不过午，雨水在正午之前总是要歇上一会儿的，他把雨伞夹在腋下，两手抄在裤兜里，背微微地驼着，是那种有意做出来的驼，漫不经心，又从容不迫。他显得总是有心事，但这心事又显得恰到好处，增加了他的分量，却不能够把他压得垮下去。我从没有见过他，在产业工人大本营的东郊生活着这么一个人，也真的算奇迹。事实上，他只是生活在我的镜头里，我一旦把望远镜拿开，他立刻就消失了。我曾经想在正午前跑到电话亭去等他，就近看看他，可是我不敢。为什么不敢？怕自己脸红，也怕他让我失望……谁晓得呢？
后来我撑着雨伞去查了电话亭的号码，这件事情，我现在唯一记得清楚的就是这个号码了，86744501，并不好记，可是我始终没有忘记。每天当他一点点走近电话亭的时候，我就往86744501拨电话。我听不见铃声，但是他能够听见，我希望有一天他会把话筒摘下来，我就说，喂，你好……然后，我不晓得该怎么说了……当然，并没有出现然后，因为他一直都是自顾自走自己的路。有一回他停下来，打量着话筒，犹豫不决，他甚至把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朝着话筒伸过去。我在大约百米之外，一手举着独眼龙的望远镜，一手攥着话筒，我觉得自己心都要蹦出来了。就在那个片刻，铃声断了，我愣了一小会，赶紧重拨，8…6…7…4…4…5…0…1…！但是我抬起望远镜时，他已经不见了。雨水的季节过去了，我再也没有从镜头里见过他。因为有一天我把望远镜摔到了地上，也许是有意也许是无意，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了。
我把这件事情给朱朱讲过，我说我很傻，是不是？朱朱婉尔一笑，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