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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研究方法和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有相似的地方。尽管比尔德否认他的研究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坚称他依据的是麦迪逊的政治学思想。他的结论受到后来左翼思潮的推崇。我后来看到过一些类似说法：主要是与会者大多拥有土地，一个稳定的政府导致一个有利的投资环境，对他们以后从事的土地投机事业有好处。这些隐藏的“意图”，在整个辩论过程中看不出来，只是一种猜测的可能。可是，你无法打消这一类猜测：代表们心里没说出来的念头，是在惦着他的土地买卖呢。
我觉得这样的猜测完全可以。可是，我们依据经验也发现，政治人物寻求个人经济利益，常常是用另一种更聪明的办法：他们可以安排席位，垄断国家权力，运用权力会衍生出无穷无尽的个人利益来。而费城会议的代表们，事实上又在建立一个对私人占有权力最不利的制度。在他们制宪的时候，他们确实在竭力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投资环境，但却没有给个人利用权力留下制度的漏洞。从政，是他们未来生涯的一个可能的选择，可是，他们还是把决定权交给了民众。当宪法被通过，政府开始运作后，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
最典型的就是罗伯特·莫利斯了。他是包括《美国宪法》在内的三份最重要文件的签署者。费城会议的时候，他是美国数得上的富豪，而且家就在费城。在1789年，华盛顿当选第一任美国总统的时候，看重他理财的能力，提名他为财政部长，年薪不到两万。他辞谢了官职，表示喜欢自己经商。他也做所谓土地投机，我们讲起过，当时美国的土地很便宜，又处在一个移民、流动、开拓、发展的时期，预估一个地区的发展趋势，买些土地作为投资，等着看涨，在美国是很正常的一个合法投资行为，“投机”二字没有任何贬义。可是，他运气不好，1798年，也就是制宪会议的11年后，也是在费城，他因大量负债，被关入监狱。直到几年后，美国通过破产法，他才依法得以出狱。但是，莫利斯在经济上再也没有翻身，晚景凄惨。费城会议的另一个代表戈汉姆，经历的故事和莫利斯也差不多。
他们和其他民众一样，假如运气好，他们也可能发财。可是，那和他们曾经参与设计的政府权力没有关系。假如说，他们盼望有一个稳定的国家，能够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民众都有利，我觉得这很自然，也很公平。他们自己的人生成也罢败也罢，都是他们的个人故事，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利用制宪会议，给自己留了一个可能的特权，他们实际上做的是尽可能防止特权。
这个会议的成功，首先和这些人有关。你的感觉是对的，他们离我们非常遥远，不仅是时代的遥远，还有文化的遥远。那个绅士时代，那个时代的绅士精神，已经远去了。
北美的绅士阶层并不是贵族，“贵族”和欧洲封建制度有太多的联系。贵族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血统。北美殖民时代也有贵族，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就是英国贵族的领地。但是欧洲贵族人来了，贵族制度却没有能够跟来。美国革命以“人人生而平等”为口号，和贵族制度更是从本质上不相容。所以，美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废除任何基于身份的贵族制度，政府也不得向任何人颁发贵族称号。所以，美利坚合众国没有贵族，不以贵族为荣。
可是，美国有绅士。这些美国绅士们传承了欧洲贵族品质中的优秀部分，如对知识的渴望，注重教养，追求荣誉感。对他们来说，荣誉和人品、道德是一回事。荣誉涉及到自己怎样看待自己，怎样寻求自身的人格完整，而不仅仅是“名誉”，不仅仅是别人怎样看待你。他们耻于看到自己是品格低下的人。他们当然也有人的弱点，也一样犯错误。可是，人有还是没有行为准则、荣誉感和羞耻感，是不一样的。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半神半人的会议（2）
在北美殖民地，传统的绅士荣誉告诉他们，当选为议员或者担任公职，是一种服务公众的事情。殖民时代在革命爆发以前，除了康涅狄格等地方，大部分民选官员不拿薪水，所以是一种荣誉。利用这种公共服务职位来牟取私利，被视作道德败坏，和绅士的荣誉格格不入。正是这种观念和制度，使得当时的从政者，当时的社会政治精英，都是有一定产业的人。因为只有不愁衣食者，不必亲操井臼者，才有闲暇，才可能从政。反过来说，从政也不是经营产业的一部分。发财和当官相差甚远，泾渭分明。这是美国建国时期地方政治的常态。
这种绅士观的典型是华盛顿将军。华盛顿在独立战争初起时，就宣布要自己出钱，召集一支弗吉尼亚人的军队，北上参加独立战争。在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将军冒着生命危险却不领薪水。战后华盛顿立即交出军权，在弗吉尼亚认真经营自己的农庄，却效益不好。那个时候的南方精英，大多指望在土地上发财。华盛顿是土地丈量员出身，对附近的土地、森林和河流状况非常熟悉，他也拥有大片土地，但是土地出产很有限。华盛顿认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波托马克河与俄亥俄河之间开凿运河，可以促进运输和贸易，提高出口能力，从而有利于开发附近的土地资源。有人可以因此猜度，这样，华盛顿将军本人拥有的土地是否也会有很好的升值前景？有人甚至因此断定华盛顿将军去参加费城制宪会议有私心。
然而，我们看到，费城制宪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府，这不仅和华盛顿将军的个人经济前途确实是吻合的，而且也是整个区域百姓们的利益所在。大家看到，华盛顿担任了费城制宪会议的主席，全程出席大会，但发言仅仅三次。一次是被推选为主席后的仪式性发言，另一次是批评对保密规定的疏忽，第三次是最后一天，有关提高到国会每三万选民一个代表。只有这最后一次，是华盛顿将军对宪法本身发表的意见，内容只是希望在未来，民意更容易表达。
制宪会议确实非常有幸是开在那样一个年代。在北美，不论在殖民时期，还是在独立之后的“小国”共和时期，占主流的政治运作，就是这样一批人。环境恰恰适合这样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存在：一方面，他们远离欧洲具有漫长历史的、常常是充满阴谋诡计的政治纠葛；另一方面，他们和民智未开的世俗世界相对拉开隔离。新大陆有宗教信仰的根底，又与理性启蒙相逢，处于恰到好处的氛围之中。政治环境远比欧洲简单，更适合一些朴素的政治家，实验他们的政治理想。
因此，在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产生政党的需要。原来从英国政治中带到美洲的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对抗，在独立战争中消失了。在北美这块质朴的土地上，还处于这样的时代，绅士们把个人的拉帮结派，包括政党，看成是一种类似偷鸡摸狗的事情。乔治·华盛顿将军特别反感任何私下结派的行为，一向以身作则，个人就是个人，不是一个小派别的一员。麦迪逊认为：结派会导致人的道德水平下降。个人作为个人行动的时候，都会对自己有一定的道德要求，有人之常情，有恻隐之心，会自觉地压抑人性中自私和恶的一面。可是一群人结成一派行动的时候，就会互相提供行为的正当性，提供派别内部的互相暗示，自我道德要求就会下降，甚至做出在一个人的时候不会做的坏事。
他们相投者成为朋友，却耻于结为帮派。他们从启蒙时代读到，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古希腊时代这一说法，在他们眼里是完全正面的，是对人群有能力管理好公共事务的信心。政治就是这种公共事务，所以从政被叫做公共服务。在他们看来，政治是一种很符合绅士理想的光明正大的事业，也是需要智慧和技巧的事业。这一事业和绅士的荣誉观相容。
费城制宪会议上，代表们有些是独立战争以来的老朋友，有些人则互相不认识，也素不来往。外地来的代表，大多集中住在附近的旅馆里。那时费城最好的旅馆，从现代眼光来看，条件也很简陋，不过相当于现在最一般的家庭旅馆，多数代表还只住得起两人一间的房间。惟一的例外是华盛顿将军，他后来接受老朋友罗伯特·莫利斯的邀请，整个夏天就一直住在莫利斯的家。当时的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