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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切已经太晚了。
他们曾经是老相识，相识大致都要超过30年了。之所以提起15年的这一段，是因为他们在15年前，在美国成立之后，都开始从政，而分歧由此而来。
1789年，汉密尔顿和纽约州的州长科林顿竞选，汉密尔顿失败了。事后，曾经帮助汉密尔顿竞选的伯尔，最终接受了科林顿委任的州司法部长的职位。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有了裂痕。汉密尔顿认为伯尔是缺少政治原则，去帮了他的对手的忙。两年之后，1791年，在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的竞选中，伯尔击败了打算连任的汉密尔顿的岳父，取代了他的位置。而后者是国会中汉密尔顿最有力的支持者。伯尔进入国会参议院之后，又反对汉密尔顿提出的财政计划。后来，伯尔反对汉密尔顿成为纽约州的候选人，而到1792年，汉密尔顿反对伯尔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1800年，托马斯·杰佛逊和伯尔得以入选正副总统，又因两人票数相等，在决定谁是总统、副总统的问题上，形成僵局。按照宪法，这种情况下，将由众议院一州一票决定。汉密尔顿看不起杰佛逊，但是更讨厌伯尔。汉密尔顿表示，尽管杰佛逊在政治观点上和他相冲突，却“远不是一个危险的人”，而伯尔则“一无是处，就连最偏袒他的朋友，都不会认为他有好的私德。他已经身败名裂”。他宣称伯尔“不论于私于公，都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因此，不能让伯尔当总统。他积极活动，利用他在众议院联邦党人中的影响，游说众议员投票给杰佛逊。众议院经过几十次投票，终于选出杰佛逊成为美国第三任总统。伯尔落为副总统。
也许你会问，那么伯尔这个人究竟如何呢？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在对待公众事务上，他和华盛顿将军的形象恰成反比。华盛顿将军没有私心，而伯尔是个私心很重的人。汉密尔顿在１５年中，当然是攻击过伯尔的私德。可是，要汉密尔顿就他们１５年的恩怨和对伯尔的攻击作广泛的道歉，又是不可能答应的要求。假如汉密尔顿这样做了，那就是他自己的绅士名誉被终结了。
避免决斗的“荣誉化解”是需要双方退步的。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处在决斗时代的尾声，在成熟的政治家之间，大家都知道，以生命为赌注不是上策。所以，一旦由于一怒之下发生的危机出现，他们大多是双方在主观上寻求保留各自面子的“荣誉化解”。在过去汉密尔顿和门罗的决斗挑战事件中，显然可以看出，他们沟通的信件是在相互找台阶、也是相互给台阶的。而假如一方下定决心决斗，另一方就很难解脱，因为强行挣脱的行为，本身是损害自己名誉的。正如汉密尔顿在留下的声明中，坦承自己对伯尔的政治原则、品格和看法，都有过批评，也批评过他作为绅士的私人举止。可是，汉密尔顿也表示，伯尔要求他作一个“不限定范围的、广泛的道歉”，是“超出了他的可能”。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谈判，伯尔完全失去耐心，1804年6月27日，他对汉密尔顿发出了赴新泽西州某地“约会”的邀请。汉密尔顿要求推迟几天，处理了自己的私人事务。他们双方都各自立下了遗嘱。如他们的助手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他们双方都是遵守了古老的决斗法则，他们虽然是违反法律，可是他们遵循了维护绅士们荣誉的更高的律令”。
汉密尔顿和伯尔，他们不仅是政坛上的老相识，还是独立战争期间的老战友。1804年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独立战争义军的老兵组织，“辛辛那提退伍军人协会”聚餐，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同一席就餐。伯尔在那天显得沉默而情绪低落，而汉密尔顿却高亢地唱了一首英国军队的老歌：“战士啊，为什么你的事业就是赴死？”在此前一天，汉密尔顿还举行了家宴，来客中，汉密尔顿邀请了他的政治对手杰佛逊的前私人秘书，还有他已与之决裂的前亚当斯总统的女儿和女婿。
美国独立日的七天之后，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二部分1804年的信号（3）
回顾这个事件，可以看到许多偶然的因素导致了事件的走向。但人们也发现，事情是如此复杂，除了政治观点的“对和错”、政治人格的“优与劣”以外，无可否认，还掺杂着在声明中、在公开场合不会发表的个人私怨。可是，撇开这些之后，这个被称为是“美国早期政治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刻”，这样一场历史性的决斗，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
汉密尔顿对伯尔的戒心不是凭空而起的。伯尔出生于名门望族，他的父亲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参加过独立战争，是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但是，他被包括汉密尔顿的很多人认为有野心而无原则。
这场决斗事后被交付法庭调查，虽然决斗发生在可以合法决斗的新泽西州，虽然并没有发现伯尔有违反决斗规则的行为，因此他没有被法律起诉。可是，那已经是美国决斗文化的末期，一些地方如纽约州已经禁止决斗。也就是说，很多人对这样的“传统”已经感到完全无法接受。因此，作为副总统和参院议长的伯尔回到参院时，议员们看着他，就像在看着一个谋杀犯。他杀死汉密尔顿的名声使他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1805年，据说伯尔想在美国西部包括密西西比河谷、墨西哥等地建立一个王国。为此，1807年他被以叛国罪起诉，由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主持审判。最后，由于他没有具体颠覆美国的行动，他的叛国罪指控没有成立，被宣布无罪开释。但是，从此伯尔再也没有回到政界。
这次决斗不仅仅是两个政治家的个人争执导致了悲剧的结果。在这一幕悲剧之下，潜藏着建国初期美国的政治文化。
美国是一个共和国，可在两百多年之前的建国之初，还是过渡中的精英政治的舞台。我们前面说起过，华盛顿的内阁一开始只有四个部长。联邦的政界人数并不多。最初的选举选出来的，自然主要还是原来各州的绅士们。华盛顿的第一任内阁，包括最高法院大法官，都是参加过独立战争的第一代国家的创建者。可是，建国以后，不仅政治格局不一样了，人们对待公职的态度也在变化。对从政有兴趣的人们都看到，联邦政府正在给大家提供一个越来越有前途的政治活动大舞台。
这个大舞台是开放式的，和美国的制宪会议的精英小圈子完全不同。制宪会议之后，一批人离开了政治，如莫利斯这样的经营者。一些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如华盛顿总统等，在众望所归之下，被推上了这样的位置。他们还保留着西方古典政治时期的观念：公职就是奉献，是服务公众。还有一些人，热衷于政治活动，主要是出于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也有一些人，责任感和政治雄心兼而有之。在他们的周围，从联邦权力结构诞生的那天起，就立即聚集起大批形形色色的、对政治活动有浓厚兴趣的人们。联邦政治权力在展现着它的魅力，古典政治，不论从观念到形式，都无可避免地在向现代政治转化。
你一定还记得，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曾经是如何真诚地讨厌结党。在联邦以前的、以州为单位的小国政治以及相对单纯的政治环境中，一个正直的政治家，完全可以避免结党这样的事情。可是，大国的政治活动是开放式的，自有它自己的规律。几乎在联邦政府成立的第一天，尖锐的政治分歧就出现了。既然民主政治是大家参与的事情，在对立的政治人物周围，自然聚集起民众。结党终于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
在费城会议之后，为了推动宪法的通过，汉密尔顿和麦迪逊曾经一起写了大量文章，表达他们的主张，被称为是联邦党人。可是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党。之后，反对联邦党人观点的人，就被称为是反联邦党人，也不是一个明确的政党。一开始，对于“结党”，仍然是有顾虑的。可是，随着大规模的政治运作，以及由于观点相同人群的组合，开放式的现代政党，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自然形成起来。不论人们最初是多么憎恶结党，最后都如孤立的小舟，身不由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