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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美国的报纸不仅很少，读者也非常有限。可是，美国报纸的产生和欧洲的传统是一样的，它是民众的耳目，是自由城镇的社会公器。在欧洲，最早的时候，是大家出钱，请一个新闻人，每天举着喇叭，走街串巷，把大家关心的事情，也就是新闻，喊出来。这里有当地的新生儿的消息、婚礼和葬礼的消息、杂货铺新到商品的消息，总之，它的诞生是因为大家的需要。
在华盛顿和亚当斯任正副总统的时期，他们的绅士之风，使他们完全置身于党派的媒体大战之外。而当时的内阁成员，作为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以及作为国务卿的杰佛逊，都强烈感觉到，自己需要有一个喉舌，把自己的声音喊出来。这是任何党派诞生之后，都自然会想到的事情。汉密尔顿资助和支持了宣扬联邦党人观点的《美国新闻报》，而杰佛逊暗中支持了一份《国家新闻报》。杰佛逊也曾经从绅士的理想出发，反对党派活动。他说过一句名言：“假如要加入一个党派我才能进天堂的话，那么，我宁可不进天堂。”可是，和联邦党人截然相反的政见，使他最终事实上改变了看法，成为共和党人的精神领袖，而且非常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为政见的分野，产生两极差异。新的政治环境，使得绅士们相互交换意见，已经不能解决所有的分歧、取得一致。最终，你必须去诉诸最大可能的民众支持，通过政权轮换，才可能让国家有机会来试试你自己的政策。
可见，美国报纸是一个自由社会的自然产物。政党虽然有发行一张喉舌报纸、宣传自己主张的需要，但是，他们没有掐住别人嗓子不让发声的可能。因为政党之间是平等的。惟一的可能，是政府出面，假借一个正当的特殊理由，扼杀不同的声音。可以说，绝大多数当政者都是不喜欢听到尖锐批评的，这几乎是人之常情。人是有弱点的，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要保证新闻自由的原因。因此，你看到，尽管规定了国会“不得立法”禁止新闻自由，在亚当斯时代和林肯时代，都还是借着备战和战争，试图消除反对的声音。
建国初期，不仅报纸是稀少的奢侈品，报纸本身也没有对自身的规范作成熟的思考，它只是一个不大的圈子里的读物。它可以刊出《联邦党人文献》这样的高水平的文章。也随着党派对立，绅士圈外越来越多的人的参与变得粗野，有些报纸一度就是纸上的大众语言，并且大有一发不可收拾的趋势。用今天的标准去看，这些报纸大量在肆意诽谤。一个整体文明水平不高的社会，媒体滥用自由是一件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政党运作对民众的动员，很容易变成媒体大战。
可是，你还记得麦迪逊对党派活动的思考吗？他认为人在扎堆的时候，会失去荣誉或人格对自己行为的制约，结成群的人很容易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的理由。党派活动一开始，它负面的一面马上就暴露无遗。那些作为政党喉舌的报纸，几乎无一例外地走向极端。它们过分地吹捧自己党派的领导人物而猛烈抨击对方，甚至搞人身攻击。
签订了对英的和平条约《杰伊条约》之后，华盛顿受到了共和党报纸前所未有的猛烈抨击。骂得最凶的是富兰克林的孙子。他是《费城黎明报》的编辑。假如说，在华盛顿任总统的八年中，报纸上对他的批评，还有“批评政府”的意味，那么，在1876年第一次有党派竞选的大选中，两派的媒体就开始有了激烈的“战争”。
我们一次次提到的那个1800年大选，出现大肆个人中伤，即所谓的负面竞选。糟糕到如此地步，在当时的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杰佛逊被报纸称为是一个“法国人”，而亚当斯则被称为是一个“英国人”。亚当斯的局面更是腹背受敌。共和党人称他为“战争贩子”，极端的联邦党人却骂他对法国太“怯懦”。双方媒体对他们可能当选的前景，针对民众的弱点，做出种种耸人听闻的预测。例如，站在共和党一边的激进的《黎明报》说：亚当斯要上台了，“如果你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力挽狂澜，就准备当奴隶吧”。而联邦党人的报纸则给杰佛逊贴了“无神论”的标签，警告民众，假如杰佛逊上台，大家都要把《圣经》藏起来，否则将会不安全。杰佛逊事后说，他们从来也没有来问过我对宗教的看法。
两个候选人的人格也备受攻击，亚当斯被形容为“伪君子”、“骗子”、“疯子”。而杰佛逊被攻击为“怯弱”、“阴谋家”、“挥金如土”、“放荡不羁”。他们各自的私生活也在私下出现种种谣传。作风严谨的亚当斯甚至被造谣说，当年他在伦敦出使，曾经命令平克尼去物色四个漂亮情妇，然后两人平分。亚当斯听了之后，在给朋友的信中幽默地说，“我以我的名誉起誓，假如确有其事，平克尼将军就把我给蒙了。他把四个都留下了，连我的那两个都给独吞了”。
在民众整体水平不高的时候，民主化甚至会加剧这样的竞选和报纸的粗俗化。报纸反过来又给社会风气带来负面的作用。华盛顿将军曾经从他的绅士理想出发，想像过报纸的普及，会“改良自由、文明的民众的道德性”。他根本没有想到，报纸的粗俗化远远走在民众的文明化之前。
直到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报纸才逐渐变成了新闻业。19世纪30年代，报纸能够大量印刷，成本骤降，成为“一分钱的出版业”，一张报纸只卖一分钱。识字的人增多，交通和发行变得更便利，在美国报纸终于不再是上层精英们的奢侈品。美国报纸的“平民化”正好和政治民主深化同步。1832年杰克逊总统的当选，在美国历史上是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演化的一个标志，他赢了这场大选，却也是第一次公开把底层粗俗的习气带入大选运作。他嫌本党报纸的宣传还不过瘾，散发了大量传单，以粗俗的语言，对在任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总统进行人身攻击。他可以这样做，是因为那时的美国大众就是粗俗的。民主是深化了，可是，平民政治为大选带来的负面作用，久久难以消除。底层的民意更直接地进入了政治，底层的陋习也被带入媒体，绅士政治的彬彬有礼被扫荡而去。
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已经出现了强大的新闻业，有了一小时印出一万张报纸的能力。随之，南北战争爆发，战争新闻要求及时准确的报道，成就了美国新闻业的现代化。从那个时候开始，记者变成一个专业人员的形象。南北战争之后，1880年左右，美国的报纸迅速发展到一万多种。
就在这个时候，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国开始经济起飞，终于从一个农业穷国向现代化的富国转型。整个社会出现无数暴发的机会和利益分配的机会。在令人目眩的财富积累面前，实践的制度仍然落在发展的后面，相应于一个强大工业国的制度规范并没有跟上。权钱勾结和腐败也开始盛行。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媒体已经成熟，承担了重要的、社会监督和制约的功能。而美国多年在普及基本教育上的努力，使得民众的水平也在随之而提高。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三部分报纸的使命（3）
接下来，媒体的进一步成熟，就是脱离它的党派性。从一个个不同政党的喉舌，回到社会的公器的位置。
我们前面聊过，在美国，以揭短甚至不择手段攻击的负面竞选，曾经一度随着民主向深度和广度的演进越演越烈。因为民主的扩大，意味着动员民众更成为当务之急。而当总统候选人也来自民间之后，一些候选人不再顾及绅士之风。这不仅在联邦政府的选举中，在地方选举中也是这样。
1870年，著名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写了《竞选州长》，抨击了这样的“选风”。他以第一人称虚构了自己竞选纽约州长的经历，描写一个正人君子如何被对手在媒体上步步抹黑。结尾时，马克·吐温发挥想像力，描绘“自己”在公开场合，被一群不仅穿得破破烂烂，而且肤色各异的孩子围上来，抱住腿叫“爸爸”，结果精神崩溃，退出竞选。可是直到1884年大选时，共和党攻击竞选对手克里弗兰时，还是活像《竞选州长》小说的现实翻版。这样的选风，一直要等到民众和媒体的素养大面积提高之后，才逐渐改变。
在美国，报纸脱离党派是从两条路走出来的。一方面，由于竞争，开始形成大的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