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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经过一番复杂而机密的安排，才得以成功。艾尔斯伯格在采访中说，美国人民将痛心地从五角大楼文件中读到，他们尊重的、信任的、选出来的管理国家的人，却轻蔑地对待人民。他回顾了自己对越南战争看法的转变。克朗凯特问到，你是否在这战争过程中看到过美国的英雄？艾尔斯伯格只提到一位下级军官，他在闻名于世的梅莱惨案中，试图阻止军人向平民开火。艾尔斯伯格谴责说，美国政府要为过去25年中越南战争的死亡负主要责任。他说：“我们国家的人民不能让总统随心所欲地管理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司法部的检察官文森特正在洛杉矶主持一个紧急大陪审团，调查艾尔斯伯格在兰德公司工作期间，造成五角大楼秘密文件泄露的事件。6月25日星期五晚上，也就是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前夜，洛杉矶的联邦法庭正式发出了逮捕艾尔斯伯格的逮捕令。
第二天，也就是最高法院开庭听证的当天，艾尔斯伯格的律师举行记者会宣布，艾尔斯伯格将在6月28日星期一向波士顿的联邦检察官自首。
最高法院的辩论是非常简短的，一般各方都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还包括大法官们随时打断律师的话，节外生枝地提出问题来。有意思的是，到辩论的阶段，三方都表现出一种温和而中庸的立场。
听证在下午1点就结束了，然后大法官们将退到后面去做出他们的裁决，什么时候宣布，谁也不知道。到第三天星期一，首席大法官宣布，原来按日程要闭庭休假的最高法院，现在无限期推迟，一直推迟到此案做出裁决的时候。在这一段时间里，国会开始有机会接触五角大楼秘密文件，而全国其他的二十来家大小报纸，也在利用各种可能披露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内容，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却在继续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
6月28日星期一，上午10点，艾尔斯伯格坐出租车到达波士顿市区的邮局大楼，大楼里有联邦法院和联邦司法部的办公室。大楼门口，大量的倾慕者和记者在等候他。他告诉人群，他在1969年就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交给了参议员富布莱特，后来又交给了《纽约时报》。他说，我这样做，知道将把自己置于困境，我打算承担因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包括对他个人的影响和对他家庭的影响。他说，“为了能结束这场战争，难道你会不愿坐牢吗？”他说，他的“惟一的遗憾”是没有能早一点让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公之于众。
他走到检察官办公室，正式办理逮捕的手续。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给他拍照、取指纹，然后两个人一人一边抓住他胳膊，送到法庭进行取保候审听证。这是被逮捕的人要求审讯期间不住在拘留所里必须经过的第一道法庭程序。
司法部检察官说艾尔斯伯格还会躲起来，所以要求十万美元保费。艾尔斯伯格的律师则表示反对。几个来回讨价还价以后，法官裁定艾尔斯伯格可以取保候审，五万美元的名义保费不必现交，只要保证下一次法庭程序一定出席。
当天，远在西海岸洛杉矶的大陪审团发出对艾尔斯伯格的正式刑事指控，指控他非法拥有涉及国家安全的政府机密文件，用于个人目的，并且拒不归还政府。
6月30日上午，消息传出，下午2点半，最高法院将宣布它的裁决。
最高法院裁决下封信再给你写，留个悬念。
祝好！
林达
《如彗星划过夜空》 第四部分报纸为什么赢了（1）
报纸为什么赢了
卢兄：
是宣布最后判决的时刻了。
2点34分，除了一位大法官请假以外，最高法院的八位大法官在法官席上落座。首席大法官伯格简短地宣布了一个未经签署的最高法院命令，这是一个对新闻界有利的命令，宣布解除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禁制令。
最高法院并没有对这个案件发出一份裁决书，而是每个大法官各自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这样等于有了九篇意见书，其中六篇的意见是对新闻界有利的，而另外三篇是对政府的立场有利的或者是拒绝发表意见。
大法官Potter Stewart的意见，表达了最高法院在“预先约束新闻界”这一点上的共同立场。他在意见书里列举了总统和行政分支的无可匹敌的强大权力，然后指出，惟一真正能够对这样强大的行政权力有所约束的是，经过启蒙的、获得充分信息的公民大众，只有获得充分信息的持批评态度的大众意见，能够保护民主政府的价值体系。所以，警觉的、无所不晓的、自由的新闻界本身，对实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他说，“没有一个自由的、获得了充分信息的新闻界，就不可能有脱离蒙昧的人民。”
如彗星划过夜空对于政府行政机构的保密措施，Stewart大法官说，政府机构有责任考虑必要的保密措施和保密分类，这种措施和分类应该有道德的、政治的和实际的考虑，但是不能变成为自己而过度保密。他警告说，样样都保密就等于什么也不保密。
最激烈的主张立即撤销禁制令的是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他说，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禁制令，每拖延一秒钟都是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冒犯。他说，国父们在宪法里建立的新闻自由，其目的是“为被统治者服务，而不是为统治者服务”。他说，“只有一个自由的、不受约束的新闻界，才能揭露政府的欺瞒。”他本人厌恶美国参与越战，但是身为大法官，他不能公开批评行政分支的政策，他必须受司法分支职责范围的约束，所以他只能说，“自由的新闻界的重大责任是防止政府任何一个部分欺骗民众，把民众送到遥远的异国，死在外国的热病、外国的枪炮之下。在我看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对越南问题的报道，不仅不应受到指责，而是应该为他们做了国父们曾经看得如此清楚的事情而受到表彰。这两家报纸揭露政府怎样把国家引入越南战争，恰恰是出色地做了国父们希望他们做，而且信任他们做的事情。”
最后，他抨击了政府机构的保密观念。他说，国家安全这个词过于宽泛，过于模糊，是不能进入以宪法第一修正案为基础的法律的。“以牺牲代议制政府知情权为代价来保护军事和外交秘密，这种做法不会为我们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大法官道格拉斯留下他的意见就回乡度假去了。在他的意见书里，他说，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但是这不是对新闻界实行预先约束的理由。“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首要目的是防止政府压制新闻界，约束信息流通。”他回顾历史说，国父们确立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为了防止有权势的人，利用早期反颠覆、反诽谤的法律来惩罚信息的传播。他说：“政府内部的秘密性，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是在维护官僚系统的过错。对公共议题的公开讨论和争辩，对我们国家的健康，至关重要。”
大法官布列南认为，对《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出的临时禁制令就是错误的。他在自己的意见书中表示，下级法庭和上诉法庭的总共19个法官，在处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几乎都判断失准。他为以后的判断提出了这样的标准：在以后的类似案件中，政府必须证明，发表这样的新闻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地、立即地”造成这样的灾难，相当于使已经在海上的船只遭遇灭顶之灾，否则，就没有理由发出禁制令，即使是临时的禁制令。根据这样的标准，他说，“在本案中发出的所有禁制令，不管是什么形式的，都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大法官哈兰、布莱克蒙和首席大法官伯格投票反对最高法院多数意见。他们说，最高法院处理此案的时间太急促，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不是绝对的。但是，一个星期后，伯格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讲话中说，在新闻界拥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新闻自由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上，最高法院其实没有分歧。
最高法院6∶3的裁决，在全国新闻界引起了难以言说的激动，因为这是他们的立身之本。不管是在此之前有没有参与报道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和越南战争的新闻从业者，现在都为最高法院的裁决欢呼。即使是最胆小的报纸也开始刊登关于五角大楼秘密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