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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在这条无比熟悉的破旧的胡同的时候，天还在下着雪，脚下的积雪发出吱吱的被践踏的呻吟。我用围巾将头蒙住，只露出眼睛，但是仍然感觉冷得刺骨。
一间破败的小平房里走出两个年轻人，穿着军大衣，衣领高高竖起，肩上搭挂着硕大的帆布包。我知道，他们和李均一样，都是为了准备考研而在此聚居的怀着高远梦想的人。由于这儿紧靠大学，蹭课蹭教室方便，信息灵通，上各种考研辅导班、串讲班也方便，几乎每家每户常年都驻扎着考研的。我每次经过北大来到这儿，总感觉时空错乱，仿佛是两个毫不相干的梦境被人为地纠合在一块，荒谬得不真实。
他的门上了锁。我取出钥匙把门打开，45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微微摇动着。这原来是房东的一间杂物室，李均不愿意和其他人一起合住，于是就租下了这里，每个月150元，倒还不算太贵。
但是屋子狭小得像只鸽笼，一张床和床头的一个小桌子就占住了大半的空间，要坐也只能坐在床上。屋里一片凌乱，空气里弥漫着怪异的味，有霉味，冰冻状态下的汗味，还有长久以来熏染的烟味。
我有些奇怪我今天竟然没有过多的厌恶的感觉。我帮他打扫起一地的烟蒂，整理好桌子上堆积如山的书本和资料，还有这张让我渐渐习惯肮脏的床。我寻思着什么时候出太阳的时候得把被套洗了，把棉被晒晒，低头看见床单上那些斑驳的污渍，用手摸都可以感觉成了一块块的。有多久没洗了？这是我和他多少次在这张肮脏的床上做爱留下的痕迹？
我买来了半只烤鸭。当然，不是全聚德的，只是我宿舍旁的菜市里的“温州烧卤”店的产品。我知道他喜欢吃鸭子，特别是很香脆的鸭皮。
他却还没回来，其实这样的情况我早就习惯了。我们每个星期只能在星期六聚一个晚上，因为他说他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在和我的见面上。他是个勤奋的人，我不能拖他的后腿。
我知道他在哪。于是我走了十五分钟，来到北大三教——这里几乎已经成了他们这些考研人的专用教室。果然，他和小黄都在。两个人一前一后坐着，神情专注地看着书。
倒是小黄先看见了我，他朝我微笑的同时推了推前面的李均。然后他们一起收拾书本走了出来。
嫂子来了啊？嘿嘿。小黄一如既往的称呼我为嫂子，浓重的陕西口音加上他调侃的语气，让人感觉愉快。他是一个坦诚而面带稚气的男孩子，为了前途，在两年前离开陕西，来到北京加入了考研的队伍。
但是李均却面无表情，只对我说了句哦，你来了。
三个人回到破旧的四合院，我邀请小黄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小黄礼貌而识趣地拒绝了。
我在门外的煤炉给他煮饭的时候，李均在里面突然问我：看到我的一张政治资料了吗？复印的。
没注意啊。反正你的书我都给你收拾好放在桌上了，你自己再找找吧。
那边翻了半天，又问：你不会给我扔了吧？那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搞到的内部资料啊！
应该没有吧。我说。
等我弄好饭回到屋里，他仍旧在慌乱地翻找着，眼睛瞪得很大，语气已经很生硬：你以后别动我的东西！
我没说话，到桌子前再一次翻动那些已经重新凌乱的书本。终于，在一本书里，我找到了夹在其中的那张他视为珍宝的纸片。
他接过纸片，眼里闪出光来，没有再说什么。
晚饭后已是九点钟，他上厕所的当儿，我脱掉了衣服，钻到了被子当中。他关掉了灯。黑暗中我听见他脱衣服的声音，随即他上来，压在我身上，双手粗暴地挤压我的乳房。我感觉生疼，但是我没阻止他。
马上，他要褪掉我的内裤。我拨开他的手，吻着他。
对不起，今天不行，我来那个了。
怎么搞的！妈的！偏偏这时候来了！
《读大学，究竟读什么》 第三部分考研的工具价值（2）
他拉开灯，起身穿好衣服。对我说：我再看一会书，你先睡吧。
嗯，你也早点睡。我说。然后我拉上被子蒙住头，开始轻轻啜泣。
我真的无法把现在的李均和七年前那个内向腼腆的男孩联系起来，那个男孩有灿烂的笑，总是穿着朴素而干净的白衬衣。他说话声音很淳厚，特别是他说家乡的贵州话的时候，那种健康的表情总让我深深着迷。
那时他大三，我大一。他是学校广播站的编辑部部长，我是他部里的一员。很自然的，我们相爱了。
我非常奇怪学法律的他怎么会有那么细腻的情感，他的诗歌简单平和，像冬夜里淡蓝的雪一样含蓄而美好。直到现在，当我把那些手抄的文字捧在手里的时候，都忍不住惊叹，同时整颗心迅速软化掉。
可是他再没写诗——从他到京考研的那天开始。令我心疼而难过的是，他在渐渐地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脾气变得很糟，而且像被捕获的困在铁笼中的野兽一样敏感，蠢蠢欲动。
国庆那天天安门有焰火燃放，我叫他一同去观看。
你看你胡子拉茬，头发那么长，修饰一下啊，不然我和你走在一起都不好意思呢。
你嫌我丢人了是吧？啊——他的样子让我感觉恐怖。
现在你开始嫌我李均给你丢人了？你也不想想我这几年都是为了谁？你他妈的！
他将一个碗摔得粉碎。我哭着跑掉了。
我想这只是他压力太大的结果。所以没过几天我还是回到了他身边，他也没再说什么。
年前他大学最好的朋友刘起出差来到北京，打听到我的电话，希望和我们聚聚。
李均冷冷地说，我要复习，没时间。
而在他的表情之下，我清楚地看见他那已无比脆弱的自尊心。刘起在大学并不及他一半出色，现在却在深圳有了很好的事业基础。他做律师，据说年收入相当不菲，有车有房子。
我一个人去和刘起见了面，吃了一餐饭。临别，刘起意味深长的留下一句话：李均这样下去，我很担心。
其实深究起来，我应该在内心对他是存有一些内疚的。大学毕业后，他没能留京，回到贵州家乡的县城法院做了一名书记员。在我毕业那年，他试图获得我父母的同意让我跟他回贵州，但是他被无情地告知：如果他不能回到北京工作，那么他和我的爱情将不会得到我的家庭的支持。
就在他可以升为助理审判员的前夕，他辞掉了法院的工作，回到北京专心准备考研。小双，我要拿到硕士学位，堂堂正正地走进你家把你迎娶。1996年夏天，他抱着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记得梧桐树叶间透过的细碎阳光温柔地洒在我的脸上，我闭上眼，明晃晃的一片。
但是现实太残酷，１９97、１９98年，李均两次报考中国政法大学，一次英语上了线，但政治没过；第二次政治上线了，英语却卡了壳儿，总分就差1分。后来听人说，考研里边猫腻太多，还是北大的相对公平些，于是他索性就报考了北大法学院。我曾托人找关系帮他联系导师。我李均要进去也是靠实力，求人情的事我做不来，他说。我想想那些拐弯的关系也不见得有什么用处，也就没有再坚持。我们也曾为研究生招录比例的大幅提高而开怀不已，可是接下来的两年里，他还是没有走进北大，仍旧在这所声名赫赫的名牌大学围墙外日复一日地行走着。
我们的另一个问题是缺钱。他的父母已经退休，退休金又少得可怜，几乎是帮不上他什么忙。我的工资也很微薄，每个月700元的收入除了供两个人的日常生活外已所剩无几。我平时不敢乱花一分钱，即使坐公车，我也选最普通的，就因为这种车子比带空调的便宜一块钱。１９97年的上半年，李均还到律师事务所打工，但是后来，他连打工也不干了，一年里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考研的准备上。我曾希望他先考个律师资格证，先赚些钱再考研，但是他没听进去。
我为他这几年的失败痛心的同时，却并不绝望。但是李均却是越来越让我感觉陌生了，特别是当我看他的眼睛的时候，那种冰冷而空洞的目光让我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每个星期六的晚上，那短短的相聚的时间，他也很少说话，只要我不先开口，我想他是绝对不会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