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的御林军的换岗难得得多。这仪式在英国已经持续了几百年，而在中国首都的最高学府中只持续了几个月。这未免太煞风景了。否则将会给我们旅游业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
还有一点十分值得惋惜的是，我们晚间训话的棚外欣赏者们，没有耐性站到深夜。如果他们有这个耐性的话，他们一定能够看到比晚间训话更为阴森森的景象。这个景象连我们这个大院里的居民都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到。偶尔有一夜，我出来小解，我在黑暗中看到院子里一些树下都有一个人影，笔直地站在那里，抬起两只胳臂，向前作拥抱状。实际上拥抱的只是空气，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不知道，我们这几个棚友已经站在那拥抱空虚有多久了。对此我没有感性认识，我只觉得，这玩意儿大概同喷气式差不多。让我站的话，站上一刻钟恐怕都难以撑住。棚友们却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了，更不知道将站到何时。我们棚里的居民都知道，在这时候，什么话也别说，什么声也别出。我连忙回到屋里，在梦里还看到一些拥抱空虚的人。
（五）离奇的规定
在黑帮大院里面，除了有《劳改罪犯守则》这一部宪法以外，还有一些不成文法或者口头的法规。这我在上面已经说过几句。现在再选出两个典型的例证来说上一说。
这两个例证：一是走路不许抬头，二是坐着不许翘二郎腿。
我虽不是研究法律的学者，但是在许多国家呆过，也翻过一些法律条文；可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看到或者听到一个人走路不许抬头的规定。除了生理上的歪脖子以外，头总是要抬起来的。
但是，在北京大学的劳改大院里，牢头禁子们却规定“罪犯”走路不许抬头。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想出这个极为离奇的规定来的。难道说他们读到过什么祖传的秘典？或者他们得到了像《水浒》中说的那种石碣文？抑或是他们天才的火花闪耀的结果？这些问题我研究不出来。反正走路不许抬头，这就是法律，我们必须遵守。
除了在个人的牢房里以外，在任何地方，不管是在院内，还是在院外，抬头是禁止的。特别在同牢头禁子谈话的时候，绝对不允许抬头看他一眼的。如果哪一个“罪犯”敢于这样干，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轻则一个耳光，重则拳打脚踢，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我站在牢头禁子面前，眼光总是落在地上，或者他的脚上，再往上就会有危险。他们穿的鞋，我观察得一清二楚，面孔则是模糊一团。在干活时，比如说抬煤筐，抬头是可以的。因为此时再不允许抬头，活就没法干了。有一次，我们排队去吃饭，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我稍稍抬了一下头，时间最多十分之一秒。然而押送我们到食堂的监改人员立即作狮子吼：“季羡林！你老实点！”我本能地期望着脸上挨一耳光，或者脚上挨一脚。幸而都没有，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不“老实”了。
至于翘二郎腿，那几乎是人人都有的一个习惯。因为这种姿势确实能够解除疲乏。但是在劳改大院里却是被严厉禁止的。记得在什么书上看到有关袁世凯的记载，说他一生从来不翘二郎腿，坐的时候总是双腿并拢，威仪俨然。这也许是由于他是军人，才能一生保持这样坐的姿势。我们这一群“劳改罪犯”都是平常的人，不是洪宪皇帝，怎么能做得到呢？
第三部分第41节 不大不小的事情
还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我想在这里提一提。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我们“罪犯”们已经丢掉了笑的本领。笑本来是人的本能，怎么竟能丢掉了呢？这个“丢掉”，不是来自“劳改宪法”，也不是出自劳改监督人员的金口玉言，而是完全“自觉自愿”。试问，在打骂随时威胁着自己的时候，谁还能笑得起来呢？劳改大院里也不是没有一点笑声的，有的话，就是来自牢头禁子的口中的。在寂静如古墓般的大院中，偶尔有一点笑声，清脆如音乐，使大院顿时有了生气。然而，这笑声会在我们心中引起什么感觉呢？别人我不知道，在我耳中
心中，这笑声就如鸱鸮在夜深人静时的狞笑，听了我浑身发抖。
第三部分第42节 无师自通
（六）设置特务
这一群年轻的牢头禁子们，无师自通，或者学习外国的“盖世太保”或克格勃，以及国民党的“中统”或“军统”，也学会了利用特务，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当然决不会径名之为“特务”，而称之为“汇报人”。每一间牢房里都由牢头禁子们任命一个“汇报人”。这个“汇报人”是根据什么条件被选中的？他们是怎样从牢头禁子那里接受任务？对我们这
些非“汇报人”的“罪犯”来说，都是极大的秘密。据我的观察，“汇报人”是有一些特权的。比如每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而且在家里呆的时间也长一点。我顺便在这里补充几句。“罪犯”们中有的根本不允许回家。有的隔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可以回家，有的每个星期日都能够回家。这叫做“区别对待”。决定的权力当然都在牢头禁子手中。“汇报人”既然享受特权，“士为知己者用”。他们必思有以报效，这就是勤于“汇报”。鸡毛蒜皮，都要“汇报”，越勤越好。有的“汇报人”还能看风使舵。哪一个“罪犯”“失宠”于牢头禁子，他就连忙落井下石，以期得到更大的好处。我还观察到，有一天，某一间屋子里的“汇报人”在一个牢头禁子面前，低头弯腰，“汇报”了一通，同房的某一个“罪犯”立刻被叫了出去，拖到一间专供打人用的房间里去了。其结果我无法亲眼看到，但是完全可以想像了。
（七）应付外调
所谓“外调”，是一个专用名词，意思就是从外地外单位向劳改大院的某一个“罪犯”调查本地本单位某一个人—他们那里是不是也叫“罪犯”？这个称呼也许是北大的专利—的“罪行”。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哪一个单位也不惜工本，派人到全国各地，直至天涯海角，深入穷乡僻壤，调查搜罗本单位有问题人员的罪证，以便罗织罪名，把他打倒在地，让他永世不得翻身。拿我自己来讲。我斗胆开罪了那一位“老佛爷”。她的亲信们就把我看做“眼中钉”，大卖力气，四出调查我的“罪行”。后来我回老家，同村的儿童时的朋友告诉我说，北大派去的人一定要把我打成地主。他把他们（大概是两个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说：“如果讲苦大仇深要诉苦的话，季羡林应是第一名！”第一次夹着尾巴跑了。听口气，好像还去过第二次。我上面已经说到，在抄家时，他们专把我的通信簿抄走，好按照上面的地址去“外调”。北大如此，别的单位也不会两样。于是天下滔滔者皆外调人员矣。
我被关进“劳改大院”以后，经常要应付外调人员。这些人也是三六九等，很不相同。有的只留下被调查人的姓名，我写完后，交给监改人员转走。有的要当面面谈，但态度也还温文尔雅，并不吹胡子瞪眼。不过也有非常野蛮粗鲁的。有一天，山东大学派来了两个外调人员，一定要面谈。于是我就被带进审讯室，接受我家乡来人的审讯了。他们调查的是我同山大一位北京籍的国文系教授的关系。我由此知道，我这位朋友也遭了难。如果我此时不是黑帮的话，对他也许能有一点帮助。但我是自身难保，对他是爱莫能助了。我这个新北大公社的“罪犯”，忽然摇身一变，成了山东大学的“罪犯”。这两位仁兄拍桌子瞪眼，甚至动手扯头发，打人；用脚踹我。满口山东腔，“如此乡音真逆耳”，我想到吴宓先生的诗句。我耳听粗蛮重浊而又有点油滑的济南腔，眼观残忍蛮横的面部表情，我真恶心到了极点。山东济南的“国骂”同北京略有不同，是用三个字：“我日妈！”这两个汉子满嘴使用着山东“国骂”，迫我交待，不但交待我同那位教授的“黑”关系，而且还要交待我自己的“罪行”。来势之迅猛，让我这久经疆场的老“罪犯”也不知所措，浑身上下流满了汗。一直审讯了两个钟头，看来还是兴犹未尽。早已过了吃午饭的时间。连北大的监改人员都看不下去了，觉得他们实在有点过分，干脆出面干涉。这两位山东老乡才勉强收兵，悻悻然走掉了。我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之余，想到的还不是我自己，而是我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