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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的话，他简直是视这一般手操生杀大权的丑类如草芥。可以载入在旧社会流行的笔记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为我们这一批阶下囚出了一口气。
2 法律系一教授
这位教授是一个老革命干部，在抗日战争以前就参加了革命。他的生平我不清楚。他初调到北大来时，曾专门找我，请我翻译印度古代著名的法典《摩奴法论》。从那时起，我们就算是认识了。以后在校内外开会，经常会面。他为人随和、善良，具有一个老干部应有的优秀品质。我们很谈得来。谁又能料得到，在十年浩劫中，我们竟有了“同棚之谊”。
在黑帮大院里，除非非常必要时，黑帮们之间是从来不互相说话的。在院子里遇到熟人，也是各走各的路，各低各的头，连眼皮都不抬一抬。我同这位教授之间的情况，也并不例外。
有一天，是一个礼拜天，下午被牢头禁子批准回家的“罪犯”，各个按照批准回棚的时间先后回来了。我正在牢房里坐着，忽然看到这一位老教授，在一个牢头禁子的押解下，手中举着一个写着他自己名字的牌子，走遍所有的一间间的牢房，一进门就高声说：“我叫某某某，今天回来超过了批准的时间，奉命检讨，请罪！”别的人怎么样，我不知道。我却是毛骨悚然，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3 东语系一个女教员
她是东语系教蒙古语的教员。为人鲠直，里表如一，不会虚伪。“文化大革命”一起，不知道是什么人告密，说她是国民党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这完全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根本缺乏可靠的材料，也根本没有旁证。大概是因为她对北大那一位女野心家不够尊敬，莫须有的“罪名”浸浸乎大有变成“罪行”之势。当我同东语系那一位老教授被勒令劳动的时候，最初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学校东门外的一个颇为偏僻的地方，拣地上的砖头石块，有一个工人看管着我们。有一天，忽然这一位女教员也去了。我有点困惑不解。我问她，是不是系革委会命令她去的？她回答说：“不是。”“既然不是，你为什么自己来呢？”“人家说我有罪，我就有了有罪的感觉。因此自动自愿地来参加劳动改造了。”她这种逻辑真是匪夷所思。“其愚不可及也。”这是我心中的一闪念。我对于这种类似耶稣教所谓“原罪”的想法，觉得十分奇怪，十分不理解。由此完全可以看出她这个人的为人。但是，在我当时的处境中，自己是专政的对象，“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敢说什么呢？
如此过了一些时候。等我们被押解到太平庄去劳动的时候，“罪犯”队伍里没有她。这是理所当然的。焉知祸不单行，古有明训。等我们从太平庄回来自建牛棚自己进驻以后，最初也没有看到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自己心里想。但是，忽然有一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从黑帮大院门外连推带搡地推进一个新的“棚友”来，我低头斜眼一看：正是那一位女教员。我这一惊可真不小。我原以为她已经平安过了关。用不着再自投罗网，“鱼目混珠”了。现在，“胡为乎来哉！”她怎么到这阎王殿来了呢？这次看样子决不是自动自愿的，而是被押解了来的。尽管我心里胡思乱想，然而却一言不发，视而不见。
有一个牢头禁子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华。”
“哪一个‘华’呀？”
“中华民国的‘华’。”
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一个“反革命罪犯”竟敢在威严神圣的、代表“聂”记北大革委会权威的劳改大院中，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下为“中华民国”张目，是可忍，孰不可忍！简直是胆大包天，狂妄至极！非严惩不可！立即给戴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拳足交加，打倒在地。不知道是哪一个有天才的牢头禁子，忽然异想天开，把她带到一棵树下。这棵树长得有点奇特：有一枝从主干上长出来的支干，是歪着长的。她被命令站在这个支干下面，最初头顶碰到树干。牢头禁子下令：
“向前一步走！”
她遵令向前走了一步。此时她的头必须向后仰。又下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越来越低，不但头必须向后仰，连身子也必须仰了。但是，又来了一个口令：
“向前一步走！”
此时树干已极低。她没有练过马戏，腰仰着弯不下去。这时口令停了。她就仰着身子，向后弯着站在那里。这个姿势她连一分钟也保持不了。在浑身大汗淋漓之余，软瘫在地上。结果如何，用不着我讲了。我觉得，牢头禁子把折磨人的手段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这一位女教员却是苦矣。
第三部分第45节 老朋友
一夜折磨的情况，我不清楚。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看到她面部浮肿，两只眼睛下面全是青的。
4 生物系党总支书记
我在北大搞了几十年的行政工作，校内会很多。因此，我早就认识这一位总支书记。我
们可以算是老朋友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在劫难逃，是天然的“走资派”。所以在第一阵批走资派的大风暴中，他就被揪了出来。第一个六一八斗鬼，他必然是参加者之一。在这一方面，他算是老前辈了。
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拥护那位“老佛爷”的“造反派”，生物系特别多。在黑帮大院的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也因而占绝对优势。我可是万没有想到，劳改大院建成后，许多“走资派”在被激烈地冲击过一阵之后，没有再同我们这一批多数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来。这一位生物系总支书记却出现在我们中间。
大概是因为牢头禁子中生物系学生多，他就“沾”了光，受到一些“特殊待遇”。详情我不清楚，不敢乱说。我只看到一个例子，就足以让人毛发直竖了。
有一天，中午，时间大概是七八月，正是北京最炎热，太阳光照得最—用一句山东土话—“毒”的时候，我走过黑帮大院的大院子，在太阳照射的地方，站着一个人：是那位总支书记。双眼圆睁，看着天空里像火团般的太阳。旁边树荫中悠然地坐着一个生物系学生的牢头禁子。我实在莫明其妙。后来听说，这是牢头禁子对这位总支书记惩罚：两眼睁着，看准太阳；不许眨眼，否则就是拳打脚踢。我听了打了一个寒战：古今中外，从奴隶社会一直到资本主义社会，试问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有这样的惩罚？谁要是想实践一下，管保你半秒钟也撑不下来。这样难道不会把人的眼睛活生生地弄瞎吗？
此外，我还听说，没有亲眼看到，也是生物系教员中的两位牛鬼蛇神，不知怎样开罪了自己的学生。作为牢头禁子的学生命令这两位老师，站在大院子中间，两个人头顶住头，身子却尽管往后退；换句话说，他们之所以能够站着，就全靠双方彼此头顶头的力量。
类似的小例子，还有一些，不再细谈了。总之，折磨人的“艺术”在突飞猛进地提高。可惜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专著。如果年久失传，实在是太可惜了。
5 附小一位女教员
这个女教员是哪个单位的，我说不清楚了。我原来并不认识她。她是由于什么原因被关进牛棚的，我也并不清楚。
根据我在牛棚里几个月的观察，牢头禁子们在打人或折磨人方面，似乎有所分工。各有各的专业，还似乎有点有条不紊，泾渭分明。专门打这位女教员的人就是固定不变的。
有一天早上，我看到这位女教员胳臂上缠着绷带，用一条白布挂在脖子上。隐隐约约地听说，她在前几天一个夜里，在刑讯室受过毒打，以致把胳臂打断。但仍然受命参加劳动。详细情况，当时我就不清楚，后来更不清楚。当时，黑帮们的原则是，事不干己，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