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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楼共有四层。三四层住女生，一二层住男生。在二层中腾出若干间屋子，是系的党政办公室。这一些办公室与我无干。我被分配在一楼进口处左边的朝外有大玻璃窗子的极小的一间房子里，这里就是本楼的门房，我的差使就是当门房，第一个任务是看守门户；第二个任务是传呼电话，第三个任务是收发信件和报纸。第一个任务又难又不难。领导嘱咐我说：不要让闲杂人员进入楼内。本系的教职员都是“老同志”了，我都认识。高年级学生也认个八九不离十。新学生则并不清楚。我知道谁是闲杂人员呢？既然不认识，我无能为力，索性一概不管，听之任之。这不是又难又不难吗？
第二个任务，也是又难又不难。不难在于有电话我就接；没有电话，我就闲坐着。难在什么地方呢？据我统计，似乎女生的电话特别多，要我每次传呼都爬上三四楼，这倒是很好的许多专家都介绍过的“爬楼运动”；无奈一天爬上十次二十次，是任何体育锻炼专家也难以做到的。我爬了几次，觉得不行，就改为到门外楼下向上高呼。这办法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住在朝北房间里的女同学就不大容易听到。也颇引起一点麻烦。我的能力如此，有麻烦就让它有麻烦吧。
至于第三个任务，那是非常容易的。来了报纸，我就上楼送到办公室。来了信，我就收下，放在玻璃窗外的窗台上，让接信者自己挑取。
就在完成这三项任务的情况下，日子像流水似地过去。我每天八点从十三公寓走到三十五楼，十二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六点回家，每天十足八个小时，步行十几里路。这是很好的体育锻炼。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又恢复了我的原工资。吃饭再也不用发愁了。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翻译《罗摩衍那》
但是，我是一个舞笔弄墨惯了的人，这种不动脑筋其乐陶陶的日子，我过不惯。当个门房，除了有电话有信件时外，也无事可干。一个人孤独地呆坐在大玻璃窗子内，瞪眼瞅着出出进进的人，久了也觉得无聊。“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我想到了古人这两句话。我何不也找点“无益之事”来干一干呢？世上“无益之事”多得很。有的是在我处境中没有法子干的，比如打麻将等等。我习惯于舞笔弄墨久矣。想来想去，还是出不了这个圈子。在这个环境中，写文章倒是可以，但是无奈丝毫也没有写文章的心情何。最后我想到翻译。这一件事倒是可行的。我不想翻译原文短而容易的；因为看来门房这个职业可能成为“铁饭碗”，短时间是摆脱不掉的，原文长而又难的最好，这样可以避免经常要考虑挑选原文的麻烦。即使不会是一劳永逸，也可以能一劳久逸。怎么能说翻译是“无益之事”呢？因为我想到，像我这种人的译品永远也不会有出版社肯出版的。翻译了而又不能出版，难道能说是有益吗？就根据我这一些考虑，最后我决定了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这一部史诗够长的了，精校本还有约两万颂，每颂译为四行（有一些颂更长），至少有八万多诗行。够我几年忙活的了。
我还真有点运气。我抱着有一搭无一搭的心情，向东语系图书室的管理员提出了请求，请他通过国际书店向印度去订购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大家都知道，订购外国书本来是十分困难的事情。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过了不到两个月，八大本精装的梵文原著居然摆在我的眼前了。我真觉得这几本大书熠熠生光。这算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年中我最大的喜事。我那早已干涸了的心灵，似乎又充满了绿色的生命。我那早已失掉了的笑容，此时又浮现在我脸上。
可是我当时的任务是看门，当门房。我哪里敢公然把原书拿到我的门房里去呢？我当时还是“分子”—不知道是什么“分子”—，我头上还戴着“帽子”—也不知是些什么“帽子”—，反正沉甸甸的，我能感觉得到。但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想出来了一个“妥善”的办法。《罗摩衍那》原文是诗体，我坚持要把它译成诗，不是古体诗，但也不完全是白话诗。我一向认为诗必须有韵，我也要押韵。但也不是旧韵，而是今天口语的韵。归纳起来，我的译诗可以称之为“押韵的顺口溜。”就是“顺口溜”吧，有时候想找一个恰当的韵脚，也是不容易的。我于是就用晚上在家的时间，仔细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第二天早晨，在到三十五楼去上班的路上，在上班以后看门、传呼电话、收发信件的间隙中，把散文改成诗，改成押韵而每句字数基本相同的诗。我往往把散文译文潦潦草草地写在纸片上，揣在口袋里。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我眼瞪虚空，心悬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是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偶一抬头向门外张望一眼—门两旁的海棠花正在怒放，其他的花也在盛开，姹紫嫣红，好一派大好春光。
第四部分第55节 小插曲
一个小插曲
春光虽好，我自己的境遇却并没有多少改进。我安心当门房，“躲进门房成一统”；然而事实上却是办不到的。仍然有意想不到的干扰。
有一天，我正在向门外张望，忽然看到在门外专门供贴大字报之用临时搭起的席棚上贴
出了很多张用黄纸写成的大字报，下面有几十位东语系教员签的名，有的教员还在江西鲤鱼洲没有回来。内容是批判五·一六分子的。这样的批判一点也不新奇，我原来想不去管它。但是为好奇心所驱使，我走出了我那“成一统”的窄狭的门房，到门外去看了看大字报。我真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竟是对我来的：我成了五·一六的嫌疑分子。这真是从何说起呀！稍微对所谓“文化大革命”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当时盛传一时的所谓五·一六组织，是出身好的青年人所组成的。我一非青年，二又出身不好，既非工人，也非贫下中农或“革命干部”，我哪里有资格参加这样的“革命”组织呢？我同五·一六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驴唇对不上马嘴。这样的事情，我本来可以一笑置之的。但是这一次我却笑不起来。几年前我看到批判我的《春满燕园》时，我曾不自觉地哼了一声。这次我连哼都哼不起来了。这样滑天下之大稽的事情，我不知道，东语系的革委会和军工宣队是怎样考虑的。滑稽的事情还没有完，更滑稽的还在后面哩。全国上下大声嚷嚷了一阵五·一六，北大井冈山的一位头领公然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可是最后却忽然销声匿迹，—原来天地间根本没有一个什么五·一六组织。这真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成为“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笑话中最可笑的一个。
一幕闹剧
不管人世风云如何变幻，“文化大革命”浪涛怎样激荡，时间还是慢慢地或者迅速地向前流驶。转瞬之间，“文化大革命”好像高潮已过，有要结束的样子了。虽然说“乱是乱了敌人”，实际上主要是乱了自己，还是以不乱为好。现在是要拨乱恢复正常的秩序了。首先是要恢复党的组织。一个非党的工宣队员，居然主持党支部的工作，实在有点太“那个”了。
要想恢复党组织的活动，首先要恢复党员的组织生活。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又是根据什么法令，所有的党员（四人帮等当然除外）都失去了组织。现在每一个党员都要经过一定的手续，好像是要经过群众讨论和领导批准，才能恢复组织生活。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东语系大概是经过军工宣队的讨论（那一位非党的工宣队员当然会参加的），决定从全系党员中挑选出一个，当做标兵，演一出恢复组织生活的开场戏，期在一举通过，马到成功，为以后的人树立一个榜样。这样一个人选责任之大可以想见。用什么标准来挑选呢？首先要出身好，其次要党性强。具此二标准者，庶乎近之。大概是经过了周详的考虑，谨慎的筛选，我上面提到的那一位烈属兼贫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