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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刚要说话，黄海等人扑了过来，三下两下把他的东西接过去，一伙人又是捶又是打地围住了他，亲热了一阵，这才热热闹闹地朝站外走。
卢小龙一边和黄海等人亲热的说笑着，一边不时看一眼沈丽。那眼睛倒和过去一样年轻，目光有时坦白得仍像个自以为是的儿童，皮肤黑了，额头的形状还是那样凸起。沈丽惊异地发现，卢小龙的头上已经出现了少许的白发，眯着眼想起他在穷乡僻壤里的奔波，风里来雨里去，也便觉得好理解。一群人像被车站的肛门拉出去的粪便一样，从出站口呼噜噜地拥到了站前的广场上，这里一年四季都人满为患，到处是拥挤的旅客，对面马路上的商店倒是灯光靡靡。黄海说：“今天一定要好好地聚聚，吃一顿，也算是给卢小龙接风。”
所有的人才意识到现在已是傍晚时分。沈丽随着久别重逢的人群进了车站前的一个小饭店，围着白围裙的跑堂亮着油晃晃的面孔将他们摆布在两张油污的方桌旁。一伙人说说笑笑地入座了，点了一些菜，要了几瓶啤酒，闹闹嚷嚷地往杯子里倒着，白色的泡沫淤满了杯口，人们纷纷站起来碰杯，觉得分成两桌说话很不方便，又热热闹闹地将两个方桌并到一起，长条桌围坐了二十来个人，卢小龙便在众人的簇拥中享受着流浪归来的光荣。
小饭店里没有其他什么人，当跑堂的到厨房里张罗时，一群人便聊了起来，话题都围绕着政治局势。林彪摔死在外蒙古，使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了剧烈的震荡，这一震荡逐层扩大，已经传达到全党、全军、全国。用黄海的话讲：“卢小龙，现在该是咱们再干一把的时候了。”卢小龙脑子里审视着形势的变化，若有所思的目光似乎又进入了“铤而走险”的构思，他显然对今天局势的变化很满意，对受到的这种欢迎也十分满意。在听完人们的一番议论之后，他说：“咱们需要用新的眼光看待文化大革命，要敢于怀疑一切。”说完，便接着啃一块鸡骨头，缺了门牙的嘴唇翻起着，显得十分忠厚。
沈丽被照顾地安排在了卢小龙身旁，她多少觉得自己和这桌酒菜以及围着这桌酒菜的人有些隔阂，像一只鸭子跑到了鸡群里，也像一只天鹅跑到了猫群里。她依然对自己读到的故事有兴趣，然而这故事只像黄土断崖旁看到的酸枣刺和野花漫开的地形，离自己较远。
卢小龙身上洋溢着农村土炕上滚过的气息，可能是吃得热了，他解开了外面的灰蓝布褂子，又解开了里面农民穿的黑棉袄，露出一件污脏皱巴的白衬衫，领扣和领子下面的两三个扣子都已脱落，闪闪烁烁地裸露着贫瘠的胸脯，一股浓烈的体味从解开的衣服中冒出来，让她想到中学时一次去农村劳动，看到烟火从刚刚用湿泥巴砌好的烟囱里冒出来时蒸发出的气味，湿泥巴烟囱在散发这种气味和蒸气的过程中逐步被烘干了。现在，这股气味源源不断地熏着她，使她浮想联翩地回忆起卢小龙信中写到的山村里的故事。
卢小龙现在很安稳也很有点人物感地坐在那里，似乎在做决定中国命运的决策，目光穿过饭桌上的烟雾洞察着一切。沈丽不断扫描到他贫瘠的胸脯和因为风吹雨打显得皮肉松弛的脖颈，想到自己光洁丰腴的身体曾经和这个身体有过的接触与结合，在生理上有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好像一件很润泽的羊毛衫被坑凹不平的粗糙烙铁熨了一遍，隐隐留下受伤的记忆。小饭店屋顶不高，靠街都是窗户，看见流流荡荡的行人，马路上的自行车、汽车也不少，斜着望过去，北京站的钟楼隐约可见。黄海一边奋勇地夹着菜，一边指手画脚地讲着，圆圆的小脑袋像拨浪鼓一样灵活，眼镜片闪闪发光，他说得兴起，一只脚踏在凳子上，颇有一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气派。田小黎坐在黄海对面，笑眯眯地看着黄海，偶尔将目光甩过来看看卢小龙。卢小龙一直若有所思地听着众人高谈阔论，最后，才像主持会议的首长一样，很沉稳地讲了几句，他说：“咱们要抓紧研究中国社会。最近要想办法将北京有思想的同代人都召集到一起，开各种讨论会，大家要分头去收集有关资料，收集一些有关苏联的、东欧的书，收集世界上各种对社会主义评价的书，再找几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要读点书，要做出中国今天的社会各阶级分析。”
一群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斗情绪，让沈丽想到他们五年多前发起成立红卫兵的历史。最后，摩拳擦掌地吃完饭了，黄海将袖子一直撸到大臂，挥手对卢小龙说：“现在该你再一次出来挑头做学生领袖了。”田小黎指着卢小龙急切地说道：“又该咱们干了，你赶紧拿出个战略方针。林立果会搞‘５７１工程’，咱们也编一个什么工程。”华军一直仰着通红的脸看着卢小龙，这时很认真地对卢小龙说道：“历史又需要你站出来了。”田小黎说：“一听说林彪摔死了，黄海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你。”黄海依然一脚踏在凳子上，挥着撸起袖子的手臂说道：“我找到你，还是通过沈丽呢。”卢小龙转过头，沈丽垂着眼睛，在脸上堆出微笑，算是对大家目光的迎接。
当一群人系着扣子擦着汗气氛浓烈地拥出小饭馆后，冷风一吹，情绪便平和了一些，再浓烈的气氛一旦分摊到较大的空间里，自然会被稀释。人们闹闹嚷嚷地来到长安街上，有往西去的，有往东去的。黄海、田小黎、华军与卢小龙、沈丽都是要往西去的，黄海非常周全地对卢小龙和沈丽说：“你们俩就这么溜着往天安门方向走吧，我们骑车走，到天安门等你们，然后，再看你们俩的意思。”卢小龙说：“什么叫看我们俩的意思？”黄海说：“沈丽要能安排你住下，我们就撒丫子不管了，如果沈丽不好安排，你就到我家去。这会儿先给你们一点时间说说话。”沈丽顺其自然地笑笑，没说什么，卢小龙说：“那好，我们俩先溜溜。”黄海拍了拍自行车后座上的旅行袋和车把上挂的帆布挎包，对卢小龙说：“你的东西我替你拿着呢，我们就在天安门纪念碑前等你们。”田小黎说：“三年前我们就是在那里送你们下乡的。”卢小龙笑着说：“故地重游。”
黄海几个人骑上自行车，披着长安街的灯光走了，沈丽和卢小龙沿着长安街的便道缓缓走着。刚入冬的风微寒地掠地而过，沈丽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款款地走着，听见自己的塑料底布鞋在街面上发出的清脆声响。她发现卢小龙似乎已不太会在大马路上散步了，他虽然极力放慢脚步，还是走不出一步一步款款的节奏，也许是裤腿太皱，一双球鞋又太软，走在路上显得腿短。她竭力使自己从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中挣脱出来，也不愿意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引起自我谴责，她问：“你还准备回农村吗？”卢小龙则竭力适应着北京街头散步的旋律，将小腿一下一下踢出去，轻轻振动着膝盖，使每一步逐渐走出从容而分明的节奏来。
他回答道：“不回去了，农村的生活到此结束，往下我将重返政治。”沈丽思索地问道：“那就长住北京了？”卢小龙说：“长远没有想好，这一两年肯定要在北京，这里是政治中心，在这里活动才有意义。”
卢小龙沉默了一会儿，问道：“我的信都收到了吧？”沈丽点点头，说：“好像只有一封信没有收到。”从流浪生活的第一天起，卢小龙就把寄给沈丽的信都按顺序标上了号码：第一封，第二封，第三封，一直延续下去，沈丽收到的信只缺过一封。卢小龙问：“那些信你觉得有意思吗？”沈丽说：“当然有意思。”卢小龙说：“我是不会写小说，要不，这一年的生活真可以写一部最好的长篇小说。”沈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是。”卢小龙又说：“还记得我在信里写到的郭家岭那个小姑娘二妮吗？”沈丽说：“记得。”卢小龙感叹道：“我这辈子大概很难有机会再回去看她了，可能只是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沈丽说：“在小姑娘那里，也算是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曾经有你这样一个人爱惜过她。”卢小龙继续感叹道：“以后真有机会了，再去看她，可能她也不在了。”沈丽说：“那有可能。就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你被工作组关起来时的那个小白猫一样。”卢小龙说：“是。我后来专门跑到仓库一带找过它，却怎么也没有发现过。”卢小龙又讲起了鲁敏敏的遭遇，沈丽问：“她现在怎么样？”卢小龙说：“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