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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3）（图）
1902年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American Mutoscope and Biograph pany）拍摄了《北京前门》、《天津街景》和《李鸿章和他的随从》，这三部影片已经带有相当的历史内容，那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庚子之变，北京残破的城楼和天津倒塌的城墙是八国联军的炮火留下的产物。在这一批影片中，《李鸿章和他的随从》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关于这位北洋大臣的影像。片中李鸿章从屋子里出来，走到一架相机面前，从画面上看，李鸿章至少有一米九，走路需要有人携扶，非常老态，但从神情看明显流露出对这种西洋玩艺的强烈好奇。这段影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与八国联军谈判期间，从史料看，李鸿章当年已逾80高龄，且重病在身。一张《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谈判代表的合影很能说明问题，李鸿章在代表中竟相当瘦弱，几乎是萎缩在椅子上，与周围气宇轩昂的外国使节形成鲜明对照。 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法国百代公司派人在中国拍摄了影片《斩决红胡子》。另两部影片题为《日俄战争》和《旅顺口陷落》，另外，约瑟夫•；罗森塔尔（Joseph Rosenthal）为伦敦的日本吉水和藤原拍摄了《旅顺口》。这些影片只是在外国制作的纪录片中，看到一些片断，完整的片子已不可见。 1907年，意大利人阿•；伊•；劳罗斯（A•；E•；Louios）来到中国，开始将放映机架到中国的影院，第二年3月，他亲自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这年的下半年，光绪和慈禧先后去世，劳罗赶到北京拍摄了《西太后光绪大出丧》，此后，又陆续拍摄了《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影片，保留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风貌和神韵。其中，我只看到过《上海租界各处风景》、《强行剪辫》等两部。前者拍摄的是租界外国驻兵的巡逻和出操，后者有强行剪辫的细节。 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慈禧太后的活动影像，现存的十几张照片是宫廷摄影师勋龄拍摄的。时间是1902年，是慈禧刚从西安归来的那一年。劳罗斯拍的《西太后光绪帝大出丧》尚未见存世，1909年，美国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上海成立了亚细亚影戏公司，拍过《西太后》影片，可惜这些影片也尚未被发现，关于慈禧的葬礼只有当时端方拍的几张照片。 “他者”的视野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关于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影片，许多是游记似的街景和人群。这些镜头的特点是机位很少变动，大多是一个长镜头下来，几乎没有特写。即便如此，这一个个长镜头凝聚了那个时代的现场气氛，再现了中国人的各个生活场景、生活形态和社会形态。看这些模糊不清的影像，百年前的历史也就有了几可触摸的质感。 法国人阿尔伯•；肯恩分别于1909年和1912年——1913年两次来到中国，共拍摄了2000多张关于中国的照片，其中黑白立体玻璃照片千余张，彩色玻璃板反转片600多张，内容以北京居多，共有800多幅。大多是古城建制、街道店铺、小商小贩、交通工具、服装服饰、庙会娱乐等。其中还拍摄了近1个小时的影片。内容涉及哈尔滨、沈阳、北京、上海、青岛等地，记录了上个世纪初中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文化古迹和风土人情。就具体内容而言，引人注目的是，有一些相同的题材、相似的情景几乎是反反复复地、被摄入镜头。可以认为这些照片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直观认识。以老人、家长为核心的中国家庭，端坐中央的父亲、不拘言笑的妇女、少年老成的孩子等等，中国人的家族形态以及家庭关系中严格的等级秩序、伦理规范一直为西方人所关注。 从1910年代以前留下的大批关于中国的影片中（判断此类影片的年代当然是看中国男人背后的长辫子），仿佛可以阅出当时中国的表情，中国人的麻木、痛弱、愚昧是写在脸上的，那种对外国人的好奇，透过他们对镜头的注视表达出来。同样的表情，后来出现在1971年安东尼奥尼拍的《中国》里，只不过镜头里的中国已经是彩色的了。 驼队穿越古老的北京城，街道上熙熙攘攘，是日常的中国，这是一个安详的、静止的中国；也是一个黑白的、无声的中国；又是一个斑驳的、风化了的中国。 晚清近十年的时间里，保留在这些纪录片中的中国是一个贫弱不堪的形象，落后的生产力与严酷的生存状况令人唏嘘不已：几近原始的农耕，手推肩挑的劳作，水车，独轮车，旷野尸骸，乞食者，还有衣着破烂、饥饿疲惫的儿童。这些令人震惊的日常生活细节可以还原出整个社会的生存状况。抬轿的苦力与轿子里的权贵，进出租界的外国军队，则透露出中国的现实境遇。饥馑的孩童、难民、无家可归、恐惧、痛苦和死亡，形成纪录片唯一的剧情，从八国联军到日俄战争，大量随军记者拍下了中国人的死亡之路，各种各样的囚犯、被关押示众的，刑场上临刑的犯人，还有那一个个头颅，滚落在地上的、高悬在旗杆上的滴着血的人头。这样的照片经常被制成幻灯在国外放映，所形成的影像的力量曾经激怒过无数海外游子。这些真实的影像成为“镜中的自我”（looking…glasses self），通过西方人的镜子看中国，他们看到了民族的衰落、人性的扭曲、精神的萎缩。成为促发他们猛醒的催化剂：剪辫子、禁缠足、反夫权，倡导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激烈地批判国民性，鲁迅弃医从文的心理变迁正是源于这种影像刺激。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4）（图）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一个民族的传奇（5）（图）
《影像史记》 遥远的目光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1）（图）
一个国家的神话：共和国的新闻纪录片 一个时代的影像是有关这个时代的最直接和最明确的言说者。我们不仅通过那些复杂的文献资料在想象之中重新感觉这个时代，我们还会经由这些活动的影像观看到这个时代的面目，最后，凭借这些无限丰富而明确的图像，我们会重新回到已经远去的曾经属于我们的一个时代。 “新影厂”堆积如山的新闻纪录片是共和国的影像“民族志”，是揭开20世纪中国阶级形成、国家诞生、民族解放等命题的重要影像素材。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影像与文字铺陈出一种独特的宏大叙事——国家意识形态叙事的模式。这是一个没有哭声，只有笑容的社会；这是一个只有慷慨激昂、热血沸腾，没有沮丧、颓废的国度；这是一个只有欣欣向荣，没有悲惨命运的现实。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拍摄日常细节来记录社会现状和普通中国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不说绝无仅有，也并不多见。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丰收的稻田、机器轰鸣的工厂，严密组织下的绝对服从，到处阳光灿烂，欢声笑语。而在有限的西方人拍摄的关于中国的影像里，我们往往看到的是住房困难的都市居民，泥土屋子里的农民，寺庙里的虔诚信徒，皱巴巴的劣质西装，诚朴而羞涩、惶恐的目光，猎奇和讥讽的目光同样无法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不得不将两种目光剪辑起来，才能复原一个真实的共和国。 随军摄影师 创建共和国的步伐是从转战陕北开始的。延安摄影队是这个进程的直接见证者。在此之前的延安影像我会在下文有所描述，这里只涉及从194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创建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影像见证。在我看来，抗战胜利，驱除外寇后，中国共产党才将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创建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提到战略的高度。在那段时期的影像里，我们可以体味一个朴素、弱小的政党是如何强大到主宰一个国家的。 有一段珍贵的影像资料是撤离延安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转战陕北行军途中的镜头，是程默等人拍摄的。在一块石头上，毛泽东吸烟小憩，与周恩来谈笑风生，可以看出毛的文韬武略和成竹在胸。没有马匹和汽车，毛泽东手中是根拐杖，迈着他特有的方步，一摇一摆地在陕北与胡宗南的队伍周旋。这些素材后来成为短片《还我延安》，并成为《民主东北》的一部分。该片于1947年夏成为布拉格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放映节目，创作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