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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种种
纪录片的栏目化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祸兮福兮很难分别。纪录片的栏目化优势相当明显，时间持续、周期固定、定位明确，观众很容易收看，而且会形成一定的收视习惯。上海电视台的《纪录片编辑室》曾创下36％的史无前例的高收视率；中央电视台的《生活空间》的高收视率也一直相当稳定，连贵州电视台《人与社会》在开播之后也能创下25％的业绩。复旦大学的吕新雨曾将中国栏目纪录片的兴起称为“中国的纪录片运动”。认为“栏目化的发展为纪录片在体制内赢得了合法的存在，使纪录片前所未有地贴近与关注最基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为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广大的群众基础。”
中国纪录片的现状素有“地下”与“地上”之分，所谓自由制片人和体制内创作两种状态，第三种状态即商业化制作还相当薄弱。尚不足与前两种分庭抗礼。科学的分析，应该是“在野”和“在朝”，而纪录片的栏目化显然是属于“在朝”的状态。对于纪录片创作来说，自由制片人可以“快意恩仇”，而栏目化运作则必须“忍辱负重”，这里面的困惑与冲突与生俱来。通过几年的纪录片栏目化操作实践，下面几对矛盾概念一直是我们难以释怀的困惑：
产品与作品：一个栏目的日常播出节目就像车间流水线上的产品，必须保证创作周期的限定、设计样式的统一、艺术表现的规范。而一部优秀的纪录片则往往是一部个性鲜明而独立的作品，很难限定它的创作周期和创作样式。在很多时候，栏目在讨论一个选题时，“这是一个作品而不是一个产品”，往往成为枪毙选题的一句判决语。而依照产品的标准，精品纪录片的诞生就很难预期。播出平台与生产车间：一个有个性的栏目，首先是一个生产车间而不是一个播出平台。但给社会上那些优秀的纪录片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对纪录片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那么，对于栏目来说，是荟萃一批外围精英还是养一支军纪严明的创作队伍，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方针。容纳精英就必须容纳他们的个性和棱角。而这样就很难保证统一调度，统一指挥，这对栏目又是一个大忌。品位和风味：这涉及到纪录片的受众设计，有品位的纪录片就像满汉全席、南北大餐，有气派有风格有思想有探索，甚至有试验性的尖端作品。而有风味的纪录片则如街边小吃，有戏剧性有故事性有刺激性。前者是小众的，后者是大众的。一个栏目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靠大众的喜闻乐见，曲高和寡必然死路一条。那么，牺牲品位往往就成为不得已的选择。风格多元化与栏目专业化：一个栏目的定位必须明确，选题必须统一，格调必须一直，样式必须相似。而这样的规定对纪录片的探索是有害的。纪录片的生命在于不断的探索创新，风格的多元化，形式的独创性至关重要。纪录片栏目和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对纪录片个性和创新的逐步消解。个性与共性：这一点主要针对的是创作者而言，男人长发，女人光头，奇装异服，满嘴脏话，选题不惊人死不休，很多人把这些看成是某些纪录片人的个性，其实，片如其人并不假，自由的状态是纪录片的生命之源，宽容与理解尤其重要。而一个栏目的队伍就要例外。不要求西装革履，整齐划一，但总有个形象问题。看到一期节目就该知道它来自哪个栏目，这就必须有识别标志，从语言、叙述到包装，都要牺牲个性，寻找共性。纪录片的本质与栏目化的功能：纪录片的本质是在书写历史，它往往不计场合不顾题材的进行良心记录，越是弱势群体越是边缘题材越应该忠实记录，成为主流话语的补充甚至颠覆。
《影像史记》 快意恩仇与忍辱负重纪录中国20年（5）
而一个栏目的功能很大意义上是在娱乐、宣传和教化，很难在二者之间找到有机的统一。同样，栏目操作要遵循的一个原则是效益的最大化，这就是规模化操作，系列化播出，仅这一条就往往会违背纪录片的特性。有时候，盲目追求系列化往往会不得已舍弃很多选题。纪录片与专题片：这是个老话题，也是国际上的一个伪命题，但在中国则意义重大。二者的划分在中国大大增强了学术话语的鲜明性，通过这种约定俗成的解释，学术史上的许多迷雾可以拨开。从栏目化的角度，这种区分同样有意义。事实上栏目化播出的许多纪录片基本上都有很强的专题片性。比如：要求有完整的结构、故事性强、说明一个道理、有相当篇幅的解说、样式上比较工整等等。真实电影与直接电影：纪录片与专题片的概念可能很容易模糊一些选题的性质，对于栏目来说，使用直接电影和真实电影可能更容易理解。在时间紧周期短额情况下，利用口述是讲故事的一个有效方式。而直接电影则完全依赖于事件和人物自身的发展，长时间蹲守的要求较高。而许多优秀的纪录片大都是蹲出来的，而一个栏目是不允许这样奢侈的拍摄行为的。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允许开这个先例的。许多时候，面对一个好选题我们都必须理智战胜感情，忍痛割爱。因为有口述，真实电影的模式成为我们栏目一直在推广的创作思路。
我们都承认，〃栏目化〃保证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合法性存在，也培养了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观众，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这个前提，中国的纪录片依然只能以孤独和艰难的“地下“独立制片的形式存在，但这种栏目化生存与纪录片个人创作之间又矛盾重重，失却“耐心”和“从容”的纪录片创作，很难有真正精品的诞生，事实上，正是由于栏目化或商业化的约束，使一些人无法张扬自己的个性，又重新退出了体制，回到〃自由边缘〃的状态。挣扎于体制内外，也是现在许多纪录片人的真实状态。分析我们所经营的这个纪录片栏目，列出以上的这些矛盾概念，是从《纪录片》到《见证》近三年的运行实践的感受，希望可以为学术界提供一些可供分析的样本。毕竟，纪录片是需要呵护的，我们期待通过深入细致的学术探讨，为中国的纪录片发展勘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
超越栏目化：纪录片的使命及其实践
一年前的春夏之交，“非典”成为整个社会的新闻焦点，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关注这个主题。人们敏锐地扑捉每一点关于这个病魔的信息。报纸因此造就了一些名记者，电视栏目造就了多个名主持人。其实没有人知道，新闻界的最高纪录是我们《见证》栏目创造的，我们有两个编导在最危险的时刻深入到最危险的地坛医院，历时整整两个月，他们不仅匿名充当了新闻频道直播节目的前线记者，而且为许多媒体牵针引线，提供素材。非典过后，在人们开表彰会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