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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骗术的文化生存土壤是什么？或者说中国骗术何以能广泛地施行？弄清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骗术体认的第一步。
1．中国传统社会是非法治化的社会，从而给行骗者造成了可乘之机；同时，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也容易对骗术失去警惕之心。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其学说虽然历经更迭，但其主体却是以教育感化为中心，将知识、心理、伦理、政治结合起来，以“仁爱”为核心，以“中庸”为准绳，其伦理哲学思想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所谓的人生理想，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以正为本，以诚待人等是儒家文化的特质。因此，自春秋之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行骗始终缺乏应有的防患之心。社会主体层面专注于自己的修身养性，寄飞黄腾达的美梦于勤勤恳恳的努力之中，奸诈小人、以骗起家的少数人营造了另外一重社会空间。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潜流——道家文化，在对待人和社会的态度上，具有明显的保守性，主张“无为”，“静虚”，超脱了人生的功利是非。显然，道家文化距离“骗术的诡诈”更为遥远。自汉朝传入中国的佛教文化，也是一支影响中国人颇为深远的文化，其宗教主张教人为善，忍受人世间的一切痛苦，即令受骗也须忍耐。可见，佛教文化与骗术相距也十分遥远。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抵制骗术文化这一潜流是软弱无力的。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支配力量对于行骗的打击也是软弱无力的。
2．中国传统政治生活倾轧的残酷性，也是上至君王、将相，下至吏卒、小民行骗的现实条件。
在前文已列举的不少君王行骗、将相行骗的例证，大抵而言，开国君王莫不机敏自谋，善于在收买人心，策反敌将、行兵讲武、用人治国方面施行骗术。君王起事之际，善于行骗，而一旦登临大统，为了永固王位，使到手的江山不至于“易为他姓”，君王也必须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屡施骗术，比如使臣僚争宠、互相监督、安插密探、势力平衡等等，都是君王惯用的“招数”。将相臣僚为了免于成为他人的牺牲品，在政治倾轧中更须时时清醒，虽然他们“饱读圣贤书”，但是圣贤的主张毕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而已，在残酷的政治“绞肉机”面前，他们不得不屡施骗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惜牺牲他人，虽然他们口头上仍不忘时时提及“往昔先贤”。所以，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骗术高明者往往是政治上的“宠儿”，真正浸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其实是群体意义上的受骗者。
3．文化内部相反相成的运动规律，促成了骗子文化的时衰时盛。
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矛盾的统一体。文化哲学上讲的相反相成，便是文化运动的基本规律。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就是文化内部的矛盾。不可否认，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诚正和合”的负面，必然有另一支相反属性的文化。正面压力愈大，反抗力亦愈大。明清社会生活中的骗术种类繁多，行骗活动涉及于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与明清统治者过分讲求所谓的“王道治国”，“以儒治国”，过分推崇《四书五经》不无关系。骗子文化是对正统文化的反动，其昌盛期正是正统文化走向鼎盛、烂熟之际。
4．在中国民间文化中，骗子往往被认同为与官僚、富人作对并取得了胜利的形象，因此对骗子文化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包容性。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社会中受害最深、生活最为艰难的群体是广大农民阶层，他们的痛苦与冤屈无处诉说，于是在民间文化中消解痛苦与冤屈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在迄今仍在民间流传的阿凡提、贱三爷等人物故事中，其主人公往往是聪明的、智慧的、善于与坏人作斗争并能取得胜利的劳动人民的形象。与正统文化相对应，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具备其自身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民间文化的“非官方”、“非正统”的立场，民间文化的“反抗威压”、“官逼民反”的心理暗示力决定了所有“民间英雄”都具有善于愚弄官府、欺骗朝廷命官的特点。也就是说，在官府、富人看来是“惯骗”、是“巨猾”骗子的人物群体，往往在民间被视为智慧与勇敢的化身。这样，中国的民间文化便对骗子文化体现了相当的包容性。
5．骗子往往利用了人性贪婪的弱点和人类思维的“想当然”的惯性特征行骗。
在前文列举的数例中，普通人总想贪图小便宜，贪财贪色的弱点一旦被骗子利用以后，结果往往是因小失大，贪色失财乃至送掉了卿卿性命。在“假马脱缎”、“啮耳讼师”等骗例中，骗子则是利用了人类思维的“想当然”的惯性特征，缎店老板心想骗子的“马与伙俱在”，心安理得地让骗子抱走了好缎；法官判儿子无罪的理由是“人耳不可自啮”，也是思维惯性所致。所以说，只需人们仍然存在贪图小利的心理，只要人们的思维仍然存在“想当然”的误区，骗子行骗便仍然能够成功。
6．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贫穷，也是骗子大量涌现的原因之一。
孟子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
西汉晁错也说：“民贫，则奸邪生”；“饥寒至身，不顾廉耻。”
晋刘颂说：“饥寒切身，志不聊生”，“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
司马光说：“贫民以饥偷盗斛斗因而盗财”，“饥谨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由上列论述可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不乏见微知著者，他们对贫穷与“盗贼”关系的论述虽不无偏颇之处，但是他们指出了贫穷是产生“盗贼”的原因之一，却是持论公允的。在前文已经列举的社会生活中的行骗行为，绝大多数的骗子出身都很卑微贫穷，可见贫穷是骗子大量产生的原因之一。
中国骗子文化对整体中国文化的影响如何？或者说骗子文化在整体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如何呢？
首先，骗子文化是中国负面文化的组成部分。整体中国文化的运动、发展、演变、前行，其机制是各个子文化共同切割、斗争，是矛盾的各方共同运动的合力结果。作为与主流文化迥异其趣的处在矛盾对立面的骗子文化，其演进、发展都是与时共进的，可以说，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主流、正统文化的面貌，往往决定了该时代、该地域的骗子文化的面貌与特征。古代中国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是，骗术往往在战争、政治、祭祀、祈天等活动中展开。主流、正统文化讲求“和谐诚实”，骗子文化则追崇“以诈谋人”。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愈到后来礼制愈加苛刻，至明清时代则世风近于古板刻薄，这时，与之相对的骗子文化便呈现出反礼教、反名教的特征来，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种种“毁坏名教”、“伤天害理”、“内闱不密”等等骗局来。可以说，骗子文化是与正统文化相反的一种客观存在。整体中国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它们的推动。黑格尔和恩格斯一再肯定，恶、贪欲、私欲、情欲等等，恰恰是历史发展的推进器，是改变人类历史的杠杆。王船山也从秦始皇、曹操的活动中得出了一种结论，“天假其私而行其大公”，可见，负面的、看似消极的文化因素有时也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其次，骗子文化在悠远的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自身也经历了萌芽、成熟的发展期，骗子文化具备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运行机制。正史中对皇权之争、臣僚权力之争、立嫡立庶之争、外交谋略等多有隐晦，总是遮遮掩掩让人难以看见“庐山真面目”，而真正历史上的成功者，莫不精谙此术。骗术的取得，既有“师佐”的耳提面命，也有自身通过“苦读圣贤书”的途径悟出来的，更有在政治实践中刀光剑影地体认出来的。某一类型的骗术，还必须有“师授徒受”的特殊方式，且不授外人。顾公燮在《丹午笔记？乔姓美男子》中记载，清代雍正年间，苏州有一名姓乔美男子，留了长长的头发，脸上身上点翠穿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