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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场门前高悬重奖旗帜，标明谁获优等奖券，奖银千元。其他奖券，皆有奖品。只须购买值银五角之物，即可赠奖券一张，券上载明何物，即以何物奖之。但优等券只有一张。某甲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拿出五角银币购买药品，即拈奖券。撕开一看，得香水一瓶。但合计药品与香水，尚不足五角之值。某甲遂生疑心，认为奖券有假。不久，某乙从外面走入商场，也出五角银币购物。等他拈券，忽作狂喜状，大叫：“千元优奖，舍我其谁！”然而，此奖券似乎不是从摸奖匣中而出。某乙当众撕开，果获千元，店主即取银如数予之。某乙得奖后，转身往外走。某甲疑其有异，尾随其后，看见某乙出门后，随即绕道来到某街，仍由商场后门而入，这才知道获大奖之人本是商场行骗之同伙。
商场假戏真做，实为表示其确有信用以掩人耳目也。
滋补强身，延年益寿是中医理论的精萃，上至权贵，下至普通百姓，无不热衷此道。骗子利用人们的这种心态，在药品上大作手脚，以劣充优，以假乱真，尤以人参为烈。
人参乃药材之中的名贵品种，最能滋补精、气、神，有挽回造化之功效。譬如一个人快要断气，若让他喝下一口参汤，可以延长一下他的生命。吉林、高丽所产人参，是参中极品。
据称，民国时期的吉林和营口地方，每逢参货上市，农民挑担负筐蜂拥而业，价格很便宜，只要二三块钱就可购买一百斤。这种参不是真正的野人参，而是人工种出来的赝品。参客购下后，经过烘焙技能和装潢手续，就可充作野参，到了上海，一转手可获利千倍。另有一种滑头参号，间接向参客批发若干斤，外加牌号和装潢，再陆续卖出去，其获利也不小。至于购买者吃后有没有效果，则概不负责。
与假人参相仿，假书画也可使骗子一本万利。中国人素有收藏名人书画的嗜好，但在书画市场，从来就是赝品满天飞。
一般稗贩之作伪者，对于古人书画，均有法仿造。纸张颜色、铃记朱印、装潢格式都可摹仿，和古人真迹毫发无二。他们在市场上兜揽混售，门槛不精的买客常常受他们的愚弄。须逢到真正识货的专家，才可以辨别真伪。
即使在世的书画名家，也有骗子摹仿他的笔迹铃记，以赝品在市上混售，眼光短浅之辈难免被他蒙蔽。如到扇子店去购买，才会不被愚弄，该店有一口号叫作“包真不包好”，表明书画是真品，不过不分高下好歹罢了。
难怪近人感慨万分：“书与画本为雅人深致的东西，不料也有种种黑幕在内，古人地下有知，必要叹息痛恨哩！”
钞票的价值在于，它是一切商品等价交换的媒介，是一种代表社会财富的特殊商品。在所有的伪造商品中。假钱是为害最烈的一种。民国时期，假钞票屡见不鲜。当时，各银行发行的钞票，已多次发现伪钞。一般老百姓得到这些伪钞，不但平空损失一笔钱财，有时还要受到无辜的牵累。制造伪钞的骗子只知自己大发横财，不顾残害人群，扰乱金融，真是罪不容诛。历次破获的伪钞机关，有八九由日本浪人充当重要角色，可见日本人用心之歹毒！
那时，在北平发现的伪钞，不是用机器仿造，而是运用化学方法影印的。具体做法是，先将真钞一张，在票面上涂着药水，然后用大小厚薄和真钞一样的素纸铺在上面，用力压之，使真钞之花纹颜色完全显出；丝毫无二。后来混用过多，发现了相同号码的伪票多张，才揭破黑幕，破案惩办，但民众方面的受害已不在少数。
假钞票之外，还有假银币。假银币约分四种：①夹铜；②纯铜；③药水；④挫边。据说夹铜和纯铜的作伪，需要大规模的较为复杂的秘密制造。至于药水和挫边，则是小钱庄歇伙和银匠店歇工所作伪。药水银币是用一种“吃”银药水，将银币投入药水中，数分钟后取出，银币即少去一层，这银屑沉入水底，集少成多，就可如愿以偿，达到非法敛财之目的。可是，这样一来，真正的银币就减少了分量。挫边作伪，只须用一把挫刀，在那银币边上磨挫银屑。不过好好的一块银币经过磨挫后，因分量已轻，兑换时又要损失贴水。可是，骗子们只知一己之私欲，其他一概不顾。夹铜和纯铜称为假银币，药水与挫边只可称为劣币，仍可换钱，兑换店里的老板可多得些额外的利益。
10．正骗
所谓正骗，就是骗子以正人君子的面目出现，打着真善美的旗号，蒙骗众人，借机敛财。这种假正经的骗术，在近代中国屡见不鲜。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堪称正骗高手，被称为“第一个大发国难财和接收财的人”。早在1924年秋季，军阀混战，百姓流离失所。杜月笙以救济为名，与一批所谓“善士”一起，从事难民安置工作。他下令手下爪牙，拿着捐簿向商民强行募捐。这种明目张胆的敛钱手段，不仅使杜某人从中捞到很多油水，而且还捞到了社会名望，难民对他感激不尽。
以后，只要发生天灾兵祸，杜月笙总是热情襄助“善举”，在上海大肆募捐，可以名利双收。有一次，他为了举办赈灾义演，居然登台表演，客串黄天霸，票价高达10元。当时，名旦梅兰芳的门票才卖5元。
七七事变后，杜月笙与孔祥熙勾结，着手组织上海救护委员会，大肆征募钱物以及药品。八一三上海开战后，杜月笙又组织抗战后援会，以救国抗敌的正当名义，向工商界巨头摊派巨额物资和现金，价值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沦丧后，这笔巨款成了一笔糊涂账，也没有一个机构跟他清算过，大部分的钱财都落入杜某人的腰包。
杜月笙大概可以归类于“善棍”。俗称无赖之徒为棍徒、地棍、土棍、痞棍，民俗以棒为棍，言其凶恶，如以棍棒击人。据近人考证，晚清光绪、宣统年间，有假托善名而为恶者，人目之曰“善棍”。善棍之人动辄假借慈善事业之名，赁屋于市，美其名曰某某善堂，自编自造其缘起，宗旨，四处募捐，同时打出声望极高的绅商旗号，把这些人说成是发起人，或尊称为董事，以求取信于人，期望人们踊跃赞助。实际上，那些著名人物未必知悉底细，对善堂事务也未必一一过问，惟有经手者数人，私下分钱得利。其号称经办之事，诸如放赈、办学、育婴、养老、衣米、医药、棺冢、以及惜字、凉茶之施舍，一一胪列，巨细靡遗。外人闻知，都树起大拇指极口称赞。
实际上，真正落到实处看不过一二件而已，而所得募捐之款，多半流入自己口袋，甚至有人借此致富。这些人之所以得到“善棍”之名，正是由于他们以欺诈骗取钱财，而且以“善”的名义大肆行骗。这实质上是一种伪善。
及至近代，善棍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愈演愈烈，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气势。从道理上讲，举办慈善事业的人都应该洁身自好，一清如水，才可称得起“善人”之名，这样问心可以无愧，俯仰也可以无羞。本来办慈善事业是一种蚀本生意，怎么可以发财呢？但是，近代上海慈善界有不少善人确系善棍，他们依靠慈善两个字来发一注大财、挣一份家产。这伙善棍真是杀人不怕血腥气，专门在灾民和贫民身上狼吞虎咽。至于社会舆论的指责，他们全然不顾，厚颜无耻。
据称，慈善界之人物，可分为三种：第一种人，确实是慈悲为怀、一介不取的善士，有时还要自己掏腰包周济贫穷，精神可嘉，令人景仰。第二种人，拿着某堂、某会的一块金字招牌，大肆鼓噪，或登报征求，或派人劝募，其胞与为怀、视民如子之胸怀令人感动。但是，等到大量捐款到手，则马上露出狰狞面目。他们只将小部分捐款用于慈善事业，敷衍了事，大量的钱财落入私人腰包。
第三种人，完全是骗子。每当水灾、旱灾、蝗灾、兵灾、震灾、火灾等一切灾患发生，这伙人便临时租赁一二间房子，挂起某协会、某善堂的招牌，一边敦请社会名流做善事，一边印刷数十万份的宣传品四处散发，同时请人有表演声泪俱下，悲天悯人的募捐缘起。紧接着，他们派人到处伸手要钱，专门有一批擅长词令、面厚如铁的劝募员穿梭于街头巷尾。除在上海本埠，他们还另派人到外埠进行募捐宣传，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在“劝募”二字上，可谓机关算尽、无孔不入了。在他们发出去的捐簿和收据上面，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