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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人只好“舍财免灾”，上当受骗。
社会危害
中国近代社会是个内忧外患、灾难频仍的时代，一百年的近代历史就是一部中华耻辱史，割地赔款，列强纵横，使得“老大帝国”的威风扫地；太平天国，“拳匪”起事，导致帝国内部四分五裂。攘外与安内的争持终究不能御侮靖内，中华帝国积聚了两千多年的自尊一落千丈。中国近代社会是个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因此，其间所历经的转型时期必备的阵痛与彷徨也显得尤其深沉惨痛。
时势既已如此，作为负面文化内容之一的骗术也便更加容易滋生泛滥。正统的、传统的、一向标榜为主流的儒家文化，其主张的“亲睦和善”、“仁爱宽厚”，终究抵御不住传统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值此转型时期，各家学说风起云涌，传统社会中的沉渣也适时泛起。中国历史进入到这段无序时期时，骗术较之已往岁月则更容易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于是，行骗主体遍于朝野市井乡间闾里，受骗者比比皆是。于是，骗术在经历了传统社会两千多年的生长之后，恰逢这无序、混乱的“盛世”，招数益加新颖，手段益加高明，种类益加繁多。行骗给近代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危害，虽然这种危害与无休无止的战乱、列强群豪的入侵所造成的对中华主体的危害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由骗术导致的社会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1．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中国传统政治生活有一套相传因衍的程序，虽然作奸犯科、弄巧使诈之徒历朝不绝，但是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的秩序与方式是行之有效的。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政治生活中弄诈使巧、欺上骗下的事件遽然涌现。在上层统治核心中，慈禧太后、穆彰阿等人都是骗术高手，不难想像，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高层统治者，其行骗效果与影响自然是其他阶层的凡夫俗子、卑职小官们所望尘莫及的。同时，上层统治集团的行骗，从负面影响了下层统治集团，而下层统治集团处于权力金字塔的中底部，是个人数众多，势力张扬的群体，“上行下尤”，行骗主体玩权使诈，受骗者往往最终还是处于生活最底层的老百姓。
近代社会生活中，行骗者穿街过市、横行乡闾，骗术在广泛的群众日常生活中施行，一旦骗术成功，最直接的受害者仍然是劳动群体，或者直接的受害者是乡绅地主，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老百姓。如果受骗者是一贯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当其受骗失败丧色之际，四邻八乡的百姓固然感到欣慰乃至额手相庆，然而受骗者在失财丧色之后便会马上将所受损失转嫁到老百姓身上，所以说，最终的受害者仍然是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群体。行骗者在乡村街市的活动，打破了社会生活有序进行所必需的平静、有序的氛围，平和、宽仁、亲善、信任等数辈人口耳相传的美德受到了拷问，这种因为骗术施行而导致的人们物质、精神、信仰方面所受到的扰乱程序是不难想像的。以上种种，说明骗术促成了近代社会生活的更加混乱无序化。
2。骗术的广泛施行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活风俗习惯，其“弄巧使诈”、“防人如敌”的负恶面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传统社会对“四民”的排列顺序是颇值得人玩味的。《春秋谷梁传？成元年》云：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管子？小匡》说：“土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注云：“四者国之本，犹柱之石也；故曰石也。”《唐六典？户部尚书》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工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士、农、工、商”四民中“商”是最低层次的，机诈欺瞒是商业活动中惯常采用的手法，而这些特征又是传统中国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前文通过对近代骗术的整体观照，可知商业活动越发达的地方骗术施行的程度、次数就越高深越繁富。“骗术”在商业活动中简直成了“手段”的代名词，真正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应该说还是不正当的、卑鄙的骗术，行骗对象往往是受苦的劳动者群体，以诡谲骗术对待宽厚诚实，才是真正给社会造成了危害。
以近代成都为例，骗术计有掷乌龙、敲诗、挂签签、拈香、咬顺风、打假票、看院、支纲、火门、风门、回笼、闷烟、装道人、叉棚、爵门、大局门、牙婆、卦婆、巫婆、掷七星剑、摆棋势、吓诈、丢包、货浪子、降龙、哀怜、装疯、伏虎、赶上场、赶底场等几十种，骗术种类之繁多、齐备，骗术手段之多样、高明，由此可见一斑。
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当一种文化向外传播时，路线有两种：一种是矩形方阵，一种是圆形扩散。骗子文化自产生之日起，就按照这两种路线传播开来。
在具体的某一时段（如近代），某一地段（如成都）中，骗子文化以圆形扩散方式传播，流布迅速，影响恶劣。不难想像，当骗术施行的次数、种类急遽增加时，当受骗者的人数、损失数目屡有增加时，当被拐骗妇孺悲惨啼哭时，骗子之于人类风俗习惯的转变，便是人类思维发展，文化选择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近代江浙、上海、北京、成都等地的商人几乎都有很强的戒备心理，在如战场一般的商场中，防骗与行骗是并行不悖的。即使是在穷乡僻壤，避害趋利的心理也使得老百姓具备了戒防心理，尤其是某场骗局就在自己身边发生时，“防人如敌”的观念便会自然产生。同时，一批头脑灵活、富于狡黠智慧的人也生出“弄巧使诈”的心理，久而久之，新的骗子与骗术便从中产生。
总而言之，骗术的广泛性对社会风俗的恶化起了显而易见的作用，并间接促成了新的骗子群体的产生。
3。近代骗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国人文人心理结构的影响也是至关重大的骗子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其对近现代负面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与作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任何文化都是历史进程中的文化，具备其自身发展的承前启后性质。近代骗子文化所承之“先”，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所启之“后”，自然是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同类性质的一面。近代骗子文化就是在这种承先启后的传衍演进过程中，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从而使得近现代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呈现出色调繁复、美丑参半的表征。
鲁迅就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的国民性中就有“痞”的一面。这“痞”的一面自然是国人集种种匪气、流氓气于一身，骗拐偷诈是其特征，自然是不好的一面，理应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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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３１６４
第5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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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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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史：骗子的历史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作者：张艳国 任放 刘保昌
第一章：总论骗子 骗术与骗文化
第二章：传统骗术
第三章：近代骗术
第四章：骗子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
第五章：骗子的危害
第六章：传统社会主流文化与骗子文化
【案例正文】
明清以前骗子文化的两个特点
骗子文化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展起来的，与主流文化有一种天然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从文化本质上说，后者是对前者的反叛或者反动；从文化形式的两个特点上讲，两者互相联系且有互动关系，可用相生相击，此消彼长以蔽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化内容。
中国历史自明清以前的漫长岁月，因为资本主义萌芽尚未产生，商品经济没有产生，当然更谈不上发展、发达了。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中国的骗子文化呈现出两个特点：
首先是主流文化对骗子文化的贬斥、打击。
以孔子学说为内核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官方文化，其文化精神是以强调“学而优则仕”，而从政为治之道，重要的关键又是“平直真实”，并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也事事处处都用这样的标准来评价人和事，乃至一切。平直真实，从字面上讲指的是平恕、正直、真诚、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