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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好。”丁新昌握了一下黄小琼的手，“来来来，请坐。”
丁新昌的宿舍是一个三室二厅一百三十八平方米的套房，装修豪华，各种家具电器配套齐全，和黄进步家有得一拼。难怪马铺民间说“白宫”是一座腐败楼。对丁新昌来说，一周一般也就在这里住两三个晚上。
黄进步在黑皮沙发上坐了下来，对丁新昌说：“丁书记好忙啊，我都好久没见到你了。”
“最近是忙了一点，正好晚上没事。”丁新昌说，“不好意思，你们先坐会儿，我进去把电脑关了。”
趁他走进书房的一会儿，黄进步和黄小琼观赏着客厅的摆设，相互点着头表示赞赏。电视柜上有几只青花陶瓷，看起来很珍贵。等丁新昌一出来，黄进步便忍不住地说：“丁书记，你这几个瓷盘很值钱啊。”
“那不过是赝品，要是值钱的东西怎么会摆在宿舍里？要拿回家珍藏了。”丁新昌在茶几前的矮沙发上坐了下来，准备开始泡茶。
“茶让小琼来泡吧。”黄进步说。
“怎么能让客人自己泡茶？”丁新昌说。
“丁书记这么说就见外了，我们是同学，我们都属马，你比我大几天，就是我的大哥，小琼就是你的弟媳，让她泡个茶有什么？”
黄小琼就把身子往前倾，提起电磁炉上的水壶冲洗着茶盘，说：“我来泡嘛，给大哥泡茶也是应该的。”
丁新昌笑了笑，表示同意了。
“以后你这里要拖地板洗衣服什么的，叫她来也行，自己的弟媳嘛。”黄进步说。
“这可使不得。”丁新昌摆摆手说，他坐到高背的沙发上来，仰头靠在高背上，突然发出一声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啊，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黄进步接上话头说：“当年我们都还是傻乎乎的毛头小伙子，现在都四十岁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最杰出的就像丁书记你这样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你真会给我戴高帽。”丁新昌说，“同学面前，都说人话吧，你说我算什么，不过运气好，当了点官，倒是你不容易，靠自己本事，打拼出一番事业，每年为我们马铺缴纳不少税收啊。”
黄进步受到了表扬，心里很受用，脸上笑得肉都不够用了。
“来，丁书记，喝茶。”黄小琼泡了三杯茶，把第一杯端到了丁新昌手里。
“最近你的铁厂效益不错吧？”丁新昌喝了一口茶说。
“还行，去年更好一些。”
“要注意环保，杜绝污染，上头很重视，可能过一段还会下来检查。”
“我知道，我很重视环保的。”黄进步说，身子往丁新昌方向探过去一些，声音同时低了一些，“丁书记，机械厂那块地是不是要卖了？”
“到时会出公告，公开招标，现在都得这样做。”丁新昌说。
黄进步微微一笑，笑得有点神秘，好像无所不知，丁新昌说的固然是目前流行的做法，但这后面照样有文章可做，道上的人谁都明白。所以他将微笑持续了十几秒，说：“丁书记，你要多关照啊。”
丁新昌没有回应他的话。他又喝了一杯茶，换了个话题说：“我们要搞同学聚会了，你知道吗？”
“哦，我听谁说过，二十年了，应该好好纪念一下。”
“准备下个月在紫荆湖开，大家同学一场，也是缘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我捐点款吧，五千块。”
“食宿费用全由顾明泉包了，不过你想捐款，我看也很好，可以成立一个同学基金会，同学家里要是有什么事，可以从基金里拿出点钱慰问。”
黄进步连连点着头。说到同学，他一下子想起那年的歌咏比赛，在一次排练中，他站在安佳佳后面，把她那显现出来的乳罩带子想象成弹弓的橡皮筋，一下一下地拉着，突然刘锦标扫了他一眼，他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突然他又想起那次踢了丁新昌一脚，他就是瞧不起人家，看他走过来了，没来由地就抬脚踢去一脚……蓦地，他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不知丁书记还记得那一脚吗？他想自己当时真是太没道理了，凭什么踢人家一脚？也许丁书记不记得了，也许他偶尔还会想起，但是他大人不记小人过……黄进步对自己二十年前的举动十分后悔，要是知道今天，他宁愿让丁新昌踢一百脚。
“丁……”黄进步刚刚说出一个字，丁新昌书房里的电话响了，他做了个打断的手势，就走进书房接电话。
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一脚，黄进步感觉到愧疚、有罪，简直有眼不识泰山、简直罪恶滔天，他心里慌乱不安，觉得自己这只臭脚真是应该烂掉了，恨不得把它立即砍断。
丁新昌接完电话走了出来，说：“不好意思，下面一个镇长要来谈点工作。”
这就是辞客令了。黄进步站起身，伸出双手握住丁新昌的手，声音突然变得有些颤抖地说：“丁书记，对、对不起……”
“怎么这么说？应该是我对不起你们。”丁新昌说，“下次再来坐吧。”
“下次……”黄进步咽了口水，把后面的话也咽了下去。
回到车上，黄小琼不解地瞟了黄进步一眼，说：“你怎么了？”黄进步像发烧似的喘了口气，摇摇头说：“没什么。”他发动了汽车，这才感觉到口袋里有一只红包，忘记送了出去。尽管丁书记从不收他的红包和礼品，他还是准备了一个三千八百元的红包。
这个晚上，黄进步一直睡不着觉，心里非常后悔二十年前踢了丁新昌一脚，不知怎样才能将功赎罪。
20·庞婉青
庞婉青走进办公室，感觉到一股霉味有点呛人，连忙把窗户全打开。上周五她就没来上班，接着是周末，周日上午她到了厦门，今天中午才回马铺，算起来有四天没来办公室了，门窗紧闭着，空气肯定好不到哪里去。她的心情也同样不好。
那是星期六晚上，她从“七匹马大排档”吃了晚饭回家，已经快10点了。她打开电视，看了会儿“超级女声”，心如止水，好像在看一群人耍着猴戏。电话来了，家里的固定电话响起彩铃，一看来电显示，是在厦门的老公打来的。她不想接。老公肯定是有事才会打电话的，她要让他在电话那头焦急。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老公，早已有名无实。开头是她不愿意离，现在是他不想离，两个人就这样耗着熬着。她对他也恩尽义绝了。只是他们有个十一岁的儿子，被他送进厦门一家全封闭全寄宿的贵族学校，成为他们之间绝无仅有的最后纽带。那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唱了一遍，歇了一下，又唱了起来。这首歌是她百听不厌的，所以才会选来当作彩铃，再听一遍也无妨。她的手机号码换过了，老公不知道，所以他只能一遍一遍地打家里的电话。那天晚上，她在听了五六遍的彩铃歌曲之后，终于有点听烦了，这才接起电话。
老公说，儿子学校来电话了，傍晚时他把脚脖子扭伤了，儿子一直哭，跟老师请假两天，老师同意了，让家长明天上午去接。老公的表述很简捷，庞婉青听了之后也没有明显的反应，儿子虽然是她生的，但她从小就很少带他，又好多年没有生活在一起了，母子间的感情变得很生份。老公说，我明天早上的航班飞深圳，你过来接他回家。她本想说，我没空。但老公把电话挂掉了。
睡觉前她怕睡过了头，调了手机闹钟。6点整，闹钟刚一响起，她就从床上爬起来，把自己收拾一下，再准备一些行李物品，到外面店里吃了早点，就坐三轮车赶往车站，正好赶上开往厦门的早班车。
庞婉青从厦门松柏车站打的来到儿子的学校，办了手续将他接了出来。第一眼看到几个月没见面的儿子，感觉他差不多长到自己的腰带一样高了，她心里还是有一种莫名的激动。但是儿子对她很冷淡，只是问，你怎么来了，我老爸呢？她说，他没空。她想把儿子揽过来一下，然而他的手把她推开了，她的心一下就凉了。
坐的士回家时，儿子不愿和她坐在后排，抢先坐到了前排。老公家在前埔小区的一套楼中楼，从法律上说，这也是她的家，但她对这个家是陌生的，甚至是排斥的，她感觉像一个意外闯入者一样唐突。回到家里，儿子走进自己的卧室，就把门关上了。看他走路的样子，扭伤的脚一点也不严重，她猜想他可能是受不了学校严格的规章制度，找个借口回家玩几天的。他根本不想理她，她也对他无话可说。儿子虽然是儿子，但是情感的隔阂，他们和陌生路人毫无二致。家里有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