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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他的包里没有什么隐秘的东西，也就一本空白的软皮记录本、一本《故事会》、一本《财富》、一本《家庭》和一本《知音》，还有一只手机充电器，有时还有一叠报纸，《南方周末》或者《新京报》或者《漳州电视报》。但这其实也就是他的隐秘，他不能让人了解里面的内容，他要让人从提包的牌子、从他提着包的形象来猜测他、判断他。
要是让人知道了里面的内容，不就等于被人剥光了衣服吗？还有什么秘密可言呢？他还怎么在公众面前维护、保持自己的形象？
罗汉城越想越气愤难平，伸手拿过来提包，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一样不少，但是翻动的迹象是公然的，赤裸裸的，看来只能是女儿干的，她肯定是失望了，没有找到什么好玩的东西。但是她的这种行径，依然是令人痛恨的。
脑袋由晕而痛，里面像是有节奏地跳动。他不能不怨恨那杯家酿米酒，一定是它，它根本就不是山里人用粮食酿造的，而是城里的不法商人用工业酒精勾兑出来的，不然怎么有这么恶劣的后劲？
罗汉城把提包放下，这是他的道具，现在他用不着了，他得先让脑袋镇痛下来，要不，脑袋就要炸开了。他用两只手揉着太阳穴，牙根紧紧咬住，身子不时地颤抖一下又一下。
但是，最头痛的事情还不在这里，这种生理性的头痛还是比较好办的，最棘手的是另一种头痛，不知要如何收场。
这要追溯到2003年5月，因为经营理念的严重分歧，加上若干细节的无法沟通，他和合伙多年的伙伴彻底闹翻了，在利益面前，两个人都撕破了脸。无奈之际，罗汉城只能全部撤出股份，对方给了他十八万元现金当作了结。十八万相对于他辞职下海拼了这么多年，不算多，但也不算少，他心里还是清楚的，生意并不像平时吹嘘的那么好，能带着十八万回家，多少让他有衣锦还乡之感。不过，他向所有人隐瞒了撤股的事实，他的口袋里依然装着原来的名片，只是不像以前那么频繁地发放，他依然每天提着鳄鱼牌黑皮包，意气风发地行走在马铺的大街上，气宇轩昂地出入酒店和银行，看起来就是一个做大事业的人。有时候在马铺呆久了，他就告诉妻子和亲朋好友，他得到漳州或者厦门处理一下公司的事务了，然后他就到了漳州，找个宾馆住下来，整天躲在房间里看电视，或者跑到云洞岩看看风景，把时间打发过去，两三天后又回到马铺。事实上，他已经没有公司了，也没有任何业务，但是他还是显得很忙碌的样子，似乎每天都有很多买卖在等着他来做。
有一天，女儿问他，爸爸，你怎么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吃饭？
他说，爸爸忙啊，要找人谈生意。
女儿说，你做什么生意？
他说，爸爸的生意越来越大了，跟你说你也不懂，生意做大了，想停也停不来。
曾经有几次，罗汉城也是想停下来的。他觉得这样戴着面具，把生活当作演戏一样，已经让人身心疲惫。他想卸下面具，明白地告诉所有人：我没公司了，我不是老板了，但我身上还有十来万，我准备在马铺做点小生意维持生活。不知人们获知真相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反应？人们肯定会说，哎呀，这个罗汉城当年豪情万丈地下海，原来也没发财，现在落到开小店的地步了！他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这会让他无地自容的。
但是，演戏还能演多久，隐瞒还能瞒多久？几年来不仅没有分文收入，反而要为演戏耗资，带回来的十八万只剩下十万左右，这还能挺多久？这样下去，到时钱花完了怎么办？这让他更加恐惧，那时戏就无法再演下去了，一切都要被戳穿，不知自己还有什么样的脸面来见人？
罗汉城不停地拍着脑门，恨不得抓起头发飞离地球。
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无法设想。不过他知道，今天不必再提着鳄鱼牌黑皮包出门了，包被女儿翻过了，她肯定不懂得一个大老板的包是怎么样的，但她会像那个《皇帝的新衣》里的小男孩，说爸爸的包什么也没有，就几本书。也就是说，他的秘密至少已经被女儿戳穿了，可能她表达不出来，但她心里明白了。
罗汉城像一摊泥糊在沙发上，呼着气，迷迷糊糊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外面铁门传来开锁的声音，接着木门也开了，放学回家的女儿走了进来，她第一眼就看见老爸在沙发上摊开四肢，姿势不雅地打着瞌睡，不由有些惊讶。
“老爸，老爸你今天怎么在家？”女儿摇了摇罗汉城的肩膀。
罗汉城睁开眼睛看见了女儿，眼睛猛地瞪大起来，他一下子挺直了腰板，绷着脸问：“你怎么翻我的包？”
“我，”女儿愣了一下，“我什么也没拿……”
“大人的东西，你怎么能乱动？你这是什么品德啊！老师是怎么教你的？别人的东西未经允许不能动！”罗汉城气势汹汹地说。
女儿从没见过这阵势，吓得眼睛一闪一闪，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罗汉城叹了一声，觉得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他至少要打女儿一巴掌，以便她记住教训，可是他刚抬起手，女儿就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扭头向里面跑去。他的手只能无所事事地落了下来。
第六章
36·风波
晚上有两个饭局，谭志南两个都不想去。县委平安办搞了个“平安马铺”研讨会，几个人念念报纸上抄来的心得体会，从“平安中国”扯到“平安马铺”，也就算是研讨了。谭志南被聘为研讨会评委，强打精神坐在主席台上听了一天的发言，觉得快要虚脱了，晚上只想在路边小摊喝两碗稀饭。还有一个饭局是黄进步设宴请客，不过他不是主客，主客是丁新昌，黄进步在电话里特别强调“丁副要来”，意思是“丁副要来，你不能不来”。
黄进步的语气让谭志南很不舒服。对于这个老同学，他一向缺乏好感，从开始同学那天起，他就不喜欢他了。谭志南记得有几天黄进步一直跟他套近乎，还从家里给他带过一只番石榴，可是几天后当黄进步弄清楚他老爸不是山城镇的谭副书记时，就不再理他了。高考前，班级里发生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事，陈高辉的书包被人扔进了厕所里，当时谭志南私底下就认定这是黄进步干的，尽管此事至今仍是悬案，但谭志南对黄进步的怀疑一直没有动摇。
虽然两个饭局都没什么意思，但是比较一下，谭志南还是愿意跟研讨会的人一起吃饭，所以研讨会之后他没有走，一边跟一些熟人打招呼一边打电话给黄进步，告诉他去不了他的饭局了，因为这边的饭局也很重要，“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游永生同志亲自出席”，所以他“怎么敢缺席呢”。谭志南故意效仿了对方的语气，让黄进步在电话那头为难了，最后黄进步说：“你那边人多，你应付一下场面，可以趁乱跑到我们这边，我们就几个同学，好好喝几杯。”
黄进步高中毕业后就在马铺地面上混，这些年七搞八搞，也混成了马铺的著名企业家（不过有时为了表示一种讽刺，谭志南故意把“著名”读成“者名”）。那时谭志南刚刚进入县委办，还是个普通科员，黄进步对他爱理不理的，直到他升为副主任之后，黄进步才对他恭敬起来、亲热起来。人本来就是一种势利的动物，谭志南想，自己有时候也很势利，因此没必要过分苛求人家。
这边的饭局开始了半小时，大约上了五道菜，游书记有事先走了，公安局长和检察长也走了。这种情况下，谭志南找个借口也是可以走的，可是，走到黄进步那边去吗？他宁愿呆在这边，和不是很熟的法院副院长、司法局副局长等人猜几拳，喝几杯酒。
晚上谭志南的手气不大好，猜了几次拳都输了，他每次都笑呵呵地端起酒杯，脖子一仰就喝了下去。他说：“再猜一拳，输了就不再猜了。”这时手机响了，他一看是丁新昌的号码，接起了电话。
“你不是说要来，怎么还没来？”丁新昌说。
“好，我马上过去。”谭志南说。
人的心理就是这么奇怪，明明不大想去，如果是黄进步来电催促，他就会再推托一下，但换上了丁新昌，他的口气便截然不同。也许，这也算是一种“势利”。谭志南只得跟在座的大小官员告别，自罚了一杯酒，匆匆离去。
来到金马大酒店，在迎宾小姐的引领下，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