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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别的，说到底它就是泥土，没心没肺，把你的一生一世都摁在上头，直到你最后也变成了一块泥土。端方突然听见队长大声说话了，队长气呼呼地说：“上工了上工了，妈拉个巴子的，操，上工！”说笑的声音顿时安静下来，队长说话的口气带了很大的冤屈，气息一收一收的，想必在系裤带子。慰问演出到此结束。凭空而来的安静对端方似乎是一个意外的打击，端方想，看起来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端方的心里涌上来一阵沮丧，一股没有由头的绝望袭上了心头，酸楚了。嘴里的口哨也停了下来。端方没有睁开眼睛，突然听见父亲的一声干咳。父亲又是一声干咳。端方一个激灵，想起来了，该干活了。端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上工吧，上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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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第二章
忙假结束的时候金色的大地不再是金色的了，它换了一副面孔，变成了平整崭新的绿。麦子一棵也没有了，它们被庄稼人一把一把地割下来，一颗一颗地脱粒下来，晒干了，交给了国家。庄稼人不知道“国家”在哪里，“国家”是什么。但是他们知道，“国家”是一个存在，一个指定的、很大的，无所不在的、却又是与生俱来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什么样子呢？庄稼人就想像不出来了。它带有传说与口头传播的神秘色彩，也就是说，它是在嘴里，至少，是在部分人的嘴里。但是有一点庄稼人是可以肯定的，“国家”是一个终点，是麦子、稻谷、黄豆、菜籽、棉花和玉米的终点。粮食运到哪里，那个地方就是国家。相对于王家庄来说，公社就是国家；而相对于公社来说，县委又成了国家。总之，“国家”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它是由距离构成的，同时又包含了一种递进的关系，也就是“上面”和“下面”的关系。“国家”在上面，在期待。它不仅期待麦子，它同样期待着大米。所以，麦收之后，庄稼人把原先的金灿灿变成了现在的绿油油。就在同一块土地上，庄稼人又用自己的双手把秧苗一棵一棵地插下去，到了夏至的前后，中稻差不多插完了，而梅雨季节也就来临了。十分准时。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一种巧合，其实不是。是庄稼人在千百年的劳作当中总结出来的，是庄稼人的选择，暗含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的大智慧。在庄稼人一代又一代的劳作中，他们懂得了天，同样也懂得了地。就在天与地的关系中间，庄稼人求得了生存。通过他们的智慧，天与地变得像左臂和右膀一般协调，磨豆腐一样，硬是把日子给磨出来了。当然，是给“国家”磨豆腐。
还是在麦收的时候沈翠珍就多了一份心思。做母亲的就这样，总有无穷无尽的心思。了去了一样，又添上了一样，滔滔不绝的永远是儿女心肠。沈翠珍的心思当然是端方了。要说两年前，她最大的心思是看到端方念到高中，为什么要这样死心眼呢？有缘故的，这是她必须完成的任务。端方的生父是一个高中毕业生，他在咽气之前给翠珍留下了一句话，让他的两个孩子念完高中。这是他的遗言。一般来说，遗言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遗言永远是一把双刃的剑，对说的人来说无比地锋利，对听的人来说同样无比地锋利。这么多年来，沈翠珍的日子其实就是从这把剑的剑刃上走过来的。端正还小，先不去说他。端方反正是读完高中了，这里头就有了无限的宽慰。沈翠珍望着麦田里的端方，心里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沈翠珍远远地打量着端方，走神了，眼眶里凭空就是一阵湿润。沈翠珍不是伤心，而是高兴，是那种很彻底、很松软的高兴。端方到底高中毕业了。他的块头那么大，比他死去的老子还高出去半个脑袋，完全可以说，她这个母亲功德圆满了。等闲下来，王存粮不在家，沈翠珍一定要买上几刀纸，到河边上好好哭几声。这么一想沈翠珍的心里有了力气，手上也有了力气。但是，沈翠珍突然明白过来了，端方大了，这等于说，转眼又到了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这么一想沈翠珍的手又软了。新的心思来了。是的，该给他说一门亲事了。看起来端方这一头的心思还没有完，还得熬。路还远着呢，日子还长着呢。
从插完秧算起，到阳历的八月八号（或七号）立秋，这一段日子是庄稼人的“让档期”。所谓“让档期”，说白了就是春忙和秋忙之间的空当。庄稼人可以利用这段日子喘口气，好积蓄一些体力，对付接下来的秋收。因为是夏季，庄稼人便把这些日子称作“歇夏”。但“歇夏”并不意味着庄稼人真的就“歇”下来了，不是的。一般来说，媒婆们会利用这一段空闲的日子四处走动，帮年轻的男女们说说亲，替他们牵上线、搭好桥，好让他们在冬闲的日子里相亲、下聘礼。所以说，歇夏虽然是清闲的日子，对于年轻的男女们来说，反而手忙脚乱，成了心动的时刻。当然，那些职业性的媒婆在四九年之后就已经给扫除干净了。她们不干活，就靠一张嘴，生拉硬配，吃了男方的好处，再吃女方的好处，无疑是剥削，属于寄生的阶级。旧社会有一个说法，把她们叫做“小人行”，是三百六十行里头的一样，好歹也是一只饭碗。新社会打倒了所有的寄生虫，职业性的媒婆自行消亡了。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媒婆就没有了，相反，多了出来，人人都可以做。那些干部的娘子，那些乡村女教师，她们用不着下地干活，手脚闲下来了，所有的勤快都集中到了嘴上。除了家长里短，少不了做媒。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事实上，许多到了岁数的女人们私下里都有做媒的愿望，都有那么一点隐秘而又怪异的激情。就喜欢给人家“配”。她们对着小伙子瞅几眼，心活络了；再对着大姑娘瞅几眼，心又踏实了，——觉得他们合适。于是乎，逮着男方拼了命地说女方的好处，再逮着女方不要命地说男方的长处。成不成都无所谓的。要是成了，那是她们的功劳。讨一杯喜酒还在其次，关键是有了成功的范例，自然有了信誉，等于为下一次说媒开了一个好头。不成也没关系，男方一条线，女方一条线，依然在那儿，再往别处说。另外的一路情况也有，那就是男方和女方已经眉来眼去了一段日子，私下里都亲过嘴了，甚至躲在草垛或麦田里把坏事都做了——所谓“坏事”，说白了也就是“好事”。只不过女人们习惯于往“坏”处说，而男将们呢，则统统往“好”的地方说。不管是“坏事”也好，“好事”也好，有一样，这种事不做则罢，一做就上瘾，越做越想做，恨不得早饭一吃天就黑，天黑了之后就上床。姑娘的肚子里有了货，怎么办呢？相互抱怨，手足无措了，找一个体面的人帮他们撮合一下吧。这样的媒婆最好做了，吃一顿现成的饭，喝一杯现成的酒，完事了。这样的媒婆还最容易得到巴结。你要是不巴结，那就是你不仁。你不仁她就不义。嘴巴一掉过头来她就成了机关枪，嘟嘟一梭子，把你的丑事全抖落出来，你的脸用裤衩子遮挡都来不及。
沈翠珍闲来无事的时候脑子里全是村里的姑娘，让她们在脑子里排队，一个一个地放在心眼里筛。好姑娘有没有？有。但是沈翠珍还是觉得她们不配。不是这里缺斤，就是那里少两，总归是不如意。倒不是做母亲的心高气傲，像端方这样的小伙，除了她翠珍，谁还能生得出第二个来？摆在那儿呢。你要是不相信你自己睁开眼睛慢慢地看。说起给儿子挑媳妇，那可是一点也马虎不得。第一要对得住儿子，第二要对得住她这个婆婆。要不然，过了门，麻烦在后头。前面的日子又是麦收又是插秧，翠珍一直没能腾出手来，现在好了，歇夏了，有了空闲，沈翠珍开始了她的张罗。这一天的下午翠珍提着酱油瓶出去打酱油，绕了一圈，走到了大队会计王有高的屋后。翠珍渴望能碰见大辫子。大辫子是大队会计的娘子，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像小姑娘一样留着一条大辫子，一直拖到小腰那儿。到了夏天，大辫子一偷懒头上就有点馊。那些多嘴的女人就会对大辫子说：“大辫子，这么大的岁数了，拖上那么一条大尾巴，烦不烦哪，你焐躁不焐躁？”大辫子总要这样回答：“他不肯唉。”口气里头很无奈了。所谓“他”，就是他的男将，大队会计王有高。“他不肯唉”，这里头隐藏着外人难以猜测的私密。王有高在做房事的时候喜欢拽着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