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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拉图来说，理性还有一种道德功能，而弗洛伊德则把这一功能归纳到超我的范围。但在柏拉图描绘的自我厌恶这种情况下，精神因素似乎是在起着道德主义的作用。弗洛伊德人性论的第三个主要特点，是他关于本能或驱动力的理论，或说关于这两者的几种理论，因为这是其学说中变化最多的部分。 本能是精神机制中的驱动力，我们大脑中的一切“能量”全都来自这些本能（页１１０）。
（弗洛伊德是完全按字面意思来使用这种机械或电学语言的，这无疑是受他的科学训练和１８９５年的《论科学心理学》（Ｐｒｏｊｅｃｔ）一书的影响。）
尽管他认为，人能够将这些数目不确定的本能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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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人性七论
分类；但他还认为，所有这些本能或许都是从少数几种基本本能派生出来的，这些基本本能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互相结合或取代。 现在他肯定，其中一种基本本能，实际上是性欲（页６９）。
但如认为弗洛伊德把人类所有行为都归结为性冲动的话，那是对他的一种粗俗的误解。 真实情况是，与过去公认的相比，他大大地扩阔了性欲在人类生活中的范围（页７０）。他声称，性本能从儿童出生起就已存在（页７１、１２１）
，并强调性能量或“里比多”
（ｌｉｂｉｄｏ）在成年人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页１１８）。但弗洛伊德始终认为，至少还存在着一种或一组其他基本本能。 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谈到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例如饥饿，并认为这类本能与性本能大不相同，后者的一种独特的、放肆的表现，就是性虐待狂（ｓａｄｉｓｍ）。但在１９２０年以后的晚期著作中，他改变了分类方法，把性本能和自我保护本能统统归入一种基本的“生”本能（Ｅｒｏｓ）
，把性虐待狂、侵犯、自我毁灭等，归入一种基本的“死”本能（Ｔｈａｎａｔｏｓ）。
第四个主要特点是弗洛伊德的发展或历史人性论。 这完全不是那种认为经历和遗传性决定个人人格的明显陈腔滥调。 弗洛伊德是从布吕尔的发现出发得出这一主张的。 布吕尔发现，特定的“创伤性”
（ｔｒａｕｍａｔｉｃ）经历尽管显然已被忘却，但它可能继续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有害的影响（页３９）。
这种成熟的精神分析理论，就是从这一发现归纳产生的，它强调婴儿和幼儿的经历，对成年人的性格有着极重要的影响（页７０、１５）。它认为，自出生至５岁左右，是形成个人人格基础的时期。 所以只有在认识了一个人幼年时期心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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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重要事实后，我们才能充分认识这个人。弗洛伊德还对每个儿童成长的各个发展阶段，提出了详细理论（页７３、１２１）。这些具体理论当然可以同总的发展方向相区别，而通过观察可以较容易加以检验。 它们是具体有关性欲发展的；弗洛伊德把性欲的概念扩大到包括从身体的各个部位获得的任何一种快感。 他指出，婴儿首先是从嘴获得这种快感的（口腔期）
，然后就从消化系统的另一端获得快乐（肛门期）。接着，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就对男性生殖器官发生兴趣（阴茎期）。据说男孩对母亲感到有性欲，而担心生殖器被父亲阉割［即“恋母情意结”
（Ｏｅｄｉｐｕｓｃｏｍ－ｐｌｅｘ）
，页１２５］。然后，对母亲的欲望和对父亲的敌意，通常会受到抑制。 弗洛伊德假设，小女孩也在同一阶段产生“阴茎羡慕感”
（ｐｅｎｉｓｅｎｖｙ）
；但他很少如此彻底地探讨过女性性欲问题。从５岁至青春期（潜伏阶段）
，性欲就较不明显。 在成年人阶段开始之际，性欲又回到它完全的“生殖器”发展阶段。
诊 断E与柏拉图一样，弗洛伊德认为，个人的幸福或精神健康，取决于心灵各部分的和谐关系，取决于人和他必须生活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和谐关系。 自我必须同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相调和，发现和选择机会来满足本我本能上的需求，而又不会超越超我规定的标准（页１１、１３７）。如果世界并不适合，没有提供任何这种机会，那么当然会产生痛苦。 然而即使环境是较为有利，但心灵各部分之间如果存在着内部冲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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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心理纷乱仍会发生。 基本本能由于外部障碍或内部心理不平衡而没有得到满足，就会产生神经病症（页８０）。
有一种特定的心理不适在引起神经病症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抑制（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如果出现了一种极端心理冲突的情况，即当一个人经历了一种本能的冲动。 而这种冲动又与他认为必须遵守的标准不相调和时，他很可能将这种冲动置于意识之外（页４８－４９）
，逃避这种冲动，假装这种冲动并不存在（页１１３）。因此，这种抑制就是所谓的“防卫机制”
（ｄｅｆ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之一，人试图通过这种机制来避免内心世界的冲突。 但仰制基本上是一种逃避、一种假装、一种摆脱现实的做法（页８０）
，因此必然会失败。 这是因为，抑制了的东西并不真的消失，而是继续存在于大脑的无意识部位。 被抑制了的东西仍然保留了自己所有的本能能量，并以一种伪装了的替代物——神经病症状——送入意识，施加影响（页５２、１４）。因此，此人会发现，自己也承认行为的不合理性，但又感到不得不继续如此而不知何故。 这是因为，他把某种东西从意识中抑制下去，也就是放弃了对它的有效控制；他既不能除去它所引起的症状，又不能自觉自愿地消除这种抑制，使之回到意识中来。正如我们从弗洛伊德对人的发展观念可以预料的那样，他认为这种起决定作用的抑制，发生在幼年时期（页１１５）。
同时正如我们从他对性欲的强调可以预料的那样，他认为这些抑制行为也基本上发生在性方面（页７１）。
因此，儿童成功地度过性欲发展的各个正常阶段，对于成人未来的心理健康是极为重要的。 但这种过程并不总是顺利进行的。 这一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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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障碍将来都会使人容易感染神经病症（页７５、１２）
；各种形式的性反常行为都可以追溯到这一根源。 一种典型的神经病症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倒退”
（ｒｅｇｒｅｓｉｏｎ）
（页７５）
、即回返到获得儿童所特有的满足阶段之一。 他甚至把成人的某些性格类型划分为“口腔型”和“肛门型”
，用以说明这些特征类型是从儿童时期的哪个阶段形成的。弗洛伊德的神经病症理论则要详细得多，在这里我们无法深入加以探讨。 然而，我们已经注意到，他能把引起这些疾病的部分原因，归结于外部世界，因此我们应当对他所诊断的社会方面，作点进一步的讨论。 这是因为，一个人感到他必须遵守的标准，常常是心理冲突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在弗洛伊德看来）
这些标准是人的社会环境的一种产物——这种环境主要是他的父母，但同时也包括对成长中儿童产生过影响和权威的任何人。 这些标准的灌输，构成了教育的本质，使儿童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员，因为文明要求对本能进行一定的控制，对本能的满足作出某种牺牲（页８１）。
以便有可能在文化上取得成就（页８６）。然而，所灌输的这些标准，对于个人幸福来说，并不一定是“最好”
、最合理或最有利的。当然，父母与父母之差别很大，顺应不良的父母容易养育出顺应不良的孩子。 但是弗洛伊德准备考虑这样一种可能性［尽管在他早期的著作中，已明显地开始出现这种思想，但最明显的还是在他晚期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中］：社会与人之间的整个关系已经失去均衡，我们整个文明生活肯定已经是患有神经病症的（页１９）。即使早在他１９０９年的《五篇讲演稿》（Ｆｉｖ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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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他就已经强调，我们的文明标准使生活对于大多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