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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保贵看丁飞羽回来，早忘记了刚才还问丁飞羽喝什么酒的事，拿过酒杯也给丁飞羽倒酒。丁飞羽连忙站起来，连说不敢。其实他倒不是不敢让张保贵倒酒。这酒丁飞羽前世也见过，不过不记得是什么时候被丁建章喝了，只记得这几瓶酒都是普通的玻璃瓶装的，撕了商标根本没人认得出这是什么酒。就算不撕商标也得有人以为是假酒。但是送酒的那人是丁建章的同学，当时是西安铁路分局的副局长，不可能送丁建章假酒，所以丁建章一直珍藏着，想不到这一世居然送给张保贵了。因为这酒的包装太过普通，90年以后根本就看不到用这种瓶子装的酒，倒是还有厂商用这种瓶子装醋。所以丁飞羽的印像很深，知道这酒是60度的。张家的酒杯就是普通的茶杯，二两半的那种。以自己的酒量，这一杯下去，基本就废了。虽说好酒不醉人，丁飞羽可没试过这句话到底有没有假，也没兴趣试一下。所以张保贵倒酒，他端着杯谦让，死活不肯让张保贵多倒，争了几个来回，也就倒了五钱左右的样子。
张保贵见丁飞羽执意不肯让他多倒，也就算了，他这个人酒量大得也算罕见，鲜有能和他拼酒的，所以没有必要的时候，他也没有灌人酒的习惯。说起来，他能做上副厂长还是托了这个能喝的福。
他是军人转业的，复原的时候还是个连长。因为没什么关系，就分到成水机具厂做了个保卫科长。按说成水机具厂那时也属于军供企业，正处级单位，他这个科长也不错了。可是他在这个位子一干十几年，楞没挪过窝，这就比较稀奇了。主要就因为他脾气暴，不会来事，各个厂长都不喜欢他。直到刚刚开始改革开发，又来了一个新厂长。
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像成水机具厂这样的大厂，手里总是捏着一些别人眼红的原料。一般情况下，机具厂总是用这些原料跟别的厂换一些自己搞不到的东西。结果一次新厂长在酒桌上被人灌爬下了，稀里糊涂的把一批钢材给批出去了。这位厂长痛定思痛，在厂务会上大声疾呼：“咱厂就没有能喝的吗？”“有啊。”底下马上有人接茬：“保卫科老张啊。”
张保贵当时虽然不得志，好赖也是个科长，这种会他也是有资格参加的。知道反正没他什么事，正打磕睡呢，听到这一嗓子吓了一跳，还以为他的保卫科出什么漏子了呢。接着就听到厂长大人问他：“老张，你酒量怎么样？能喝多少？”
张保贵这一辈子，自认为优点很多，最得意的就两条，能打，能喝。打是在军队练出来的，喝也是在军队练出来的。听厂长问他能喝多少，当时就来劲了：“两瓶三瓶该上班还能上班。”那时可没有低度酒这一说，说起白酒就是60度。厂长以为他吹牛，当时告诉后勤：“拿瓶白酒来，让老张试试”。心里指望着张保贵能把这一瓶拿下就算好家伙了。
张保贵喝酒有个毛病，得有菜，没菜那叫损酒，他可不喝，哪怕是咸菜，也得边喝边吃。后勤去取酒那哥们跟他关系不错，也是酒友，知道他这个毛病。现找菜是没有了，就到食堂摸了两个烤白薯，又拎了两瓶东北老白干，就拿会议室来了。
张保贵当时虽然是科长，工资也不高，他又好吃，基本没什么余钱。计划经济的时候，想买酒也不容易，从转业就没敞开量喝过，这下可得着了。也不用杯，就对嘴吹，一口酒一口烤白薯，两个烤白薯还剩下半个，两瓶六十度的老白干已经见底了。据说当时他捏着半个烤白薯，舔着嘴唇问厂长：“还有酒吗？”
厂长当时拍了桌子：“就是你了。”
那以后张保贵的好日子就来了，没别的，有酒喝啊。厂长走到哪里都带着他，什么都不用他管，就一个活——喝酒。张保贵也没辜负他的厂长的信任，在酒桌上大杀四方，无往而不利。
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奇怪机具厂的厂长出门带保卫科长干什么。那时在东北当保卫科长并不容易，得有能镇住人的家什，不然没人服他。一般一个单位的保卫科长就是这个单位最能打的。带着保卫科长出门，就相当于出门带保镖。纷纷猜测这位机具厂的厂长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这位保镖是干什么的了。他这个保镖最主要的任务是在酒桌上保驾护航。
过了不久，厂里原来的供销科长上调，厂长就把张保贵安到了供销科长的位子，必竟出门带保卫科长不太好看，带供销科长就没问题了。至于业务上的事，不是还有主管供销的副厂长嘛，张保贵这个供销科长的任务还是喝酒。
不过喝酒归喝酒，他这个供销科长也不能真什么事都不管。最让张保贵自豪的是一次采购会，全国各地的机具厂会济一堂。在欢迎宴会上，各厂的代表们轮流敬酒。轮到张保贵的时候，老张站起身来，拿过一瓶白酒，打开，举起来。正当别人以为这位忘拿杯子了的时候。老张说话了：“各位，我是一个大老粗，也不会整什么虚的。咱们今天到这个地方，都为了一个目的。没说的，我先干为敬。”说完举起酒瓶，扬起脖子，一口气把一瓶酒灌到了肚子里，然后很潇洒的冲各位亮了亮空瓶。据说当时就吓跑了好几个南方来的代表。厂子是国家的，做不成生意没关系。这要一瓶酒灌下去，能不能醒过来还两说呢，不是人人都有胆子玩命的。结果那一次成水机具厂斩获颇丰，张科长瓶酒退敌，无人敢摄其锋的光辉事迹也在圈子里流传开来。
再后来，主管供销的副厂长调走，张保贵正式接过供销大权，但是当时成水机具厂的技术落后，设备老化现象已经非常严重，张保贵不是搞技术出身都已经明显感觉到了产品跟不上形式。原本在成水机具厂占很大一部分业务的来料加工也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一些周边地区的零活了。没别的原因，加工精度太低，很多工艺要求根本达不到。加工出来的东西比废品也差不了多少。
到了九七年，这家成水最大的机械制造企业彻底停产，几个车间被人承包。那位提拔张保贵的厂长调到别的厂子去做一把手，临走时要带上张保贵。酒桌上，五十多岁的张保贵流着泪对厂长说，我在这里干了一辈子，现在老了，也不想挪窝了。厂长知道他的意思。张保贵觉得自己对不起机具厂的职工，卖不出去东西，才让机具厂停产。事实上产品积压的主要责任还是在厂长身上。但是这位把机具厂干黄了的厂长对张保贵够意思，所以张保贵只能这么说。要换别的副厂长，他早就指着鼻子骂了。于是厂长调走继续做厂长。机具厂被承包的几个车间的工人还能有点活，大部分人开始放假。张保贵做为厂里的中层干部，组成了个留守班子，张保贵提了个副厂长。其实就是没地方安排他们，那时成水的企业普遍不景气，倒闭的厂子有的是，剩下满地的干部没处塞。让他们看屋子而已。
张保贵天天看报喝茶，好日子也过了两年。这期间也知道自己的职工生活过得苦，可他也不是救世主，没有经世治用的本事，只好捂上耳朵装不知道。机具厂的职工也上访过几次，都知道张保贵不管事，没有找过他。但是当时全国都有这种问题，成水市所在的北疆省更是重灾区，根本管不过来。社保又没有建立起来，很多人家完全没有了收入。有一次快过年了，几个家里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工人到市委上访，市长听了他们的情况，自己从口袋里拿出一千元给三位老师傅分了先过年。他也没办法，有些事不是有权就能解决的。
到了两千年，张保贵干不下去了。厂里私下里商量要把机具厂卖了，不但价钱低，还是卖给日商。机具厂在成水的位置很好，和市中心就隔一条街。这几年厂里不开张，大伙筹了点钱，把沿街的围墙扒了，盖了一排门市房，租出去也算有点收入，逢年过节还能给职工分点东西。张保贵算了一下，这么大一块地，还得算上厂房机器，卖出去的钱，全厂上千号职工平分，每人还分不上一万块。就算把机器拆了卖废铁，还能卖不少钱呢，这不摆明了让小鬼子拣便宜吗？最重要的是真要把厂子卖了，这厂子就真黄了，干部还可以换个地方，普通工人们就都成无业游民了。他当兵时的热血还在，当时就在会上放话说，“谁要敢干这卖国的事，老子上省里，上中央上访去。”
这话要是普通职工说，大家也就听听，全国都这样，要是上面都过问，还过问得过来嘛？但是张保贵说就不一样了，他一直是厂里的中层干部，现在又是副厂长，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