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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任然开了口，曹维新突然话锋一转，异常严厉地说道：“任然同志，但你也应该明白，包括农民负担过重在内的所有农村问题，是多年积累的结果，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综合反映。国家正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各种各样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太复杂了。
仅以农民负担过重为例，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足以让一般人感觉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机构庞大，人浮于事的原因；有管理混乱，贪污**的原因；有财政体制不顺的原因；有流通体制不畅的原因：有执法违法，乱收滥罚的原因：有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的原因：有农业保护性政策不落实的原因；有经济、社会体制固有的深层原因：有权力过于集中，民主监督不力的原因；有农民自身的原因……机构臃肿的确是个最主要的原因，但自从我参加工作以来，中央一直在强调精简机构和人员。却始终没有跳出‘精简_＋膨胀…再精简叶再膨胀’的怪圈。说句丧气话，机构和人员的膨胀问题，似乎已经成了不治之症了。”
曹维新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一旦举起精兵简政的大刀，就会引来无穷无尽的麻烦。
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不可能总呆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刘东川何尝不想稳定住眼前的局面，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留给下一任？可问题是田代县长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而是左手举着南方科技那杯罚酒，右手举着农民减负这杯敬酒，逼着你喝也喝，不喝也得喝。
想到江天集团董事长陈红军上午刚发来的投资考察团，再想想他身后站着的人，刘东川意识到“平时不烧香，有事找老张”肯定是行不通的，想让乔老将军的公子中办乔副局长助自己一臂之力，那就得干出点实实在在的事情来。
“同志们，现在是年年喊减负，负担却年年增：上半年假减，下半年真增；尽管各级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三令五申，但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县乡两级干部却总抱着侥幸心理，认为改革一阵风，这一阵风过了，还不是过去怎么搞，将来还怎么搞。”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人民群众也对我们持怀疑态度，认为当官的说话什么时候算数了？不加群众负担就不错了，哪敢指望当官的真减负。
正是因为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负责任态度。现许多政策很难执行，甚至导致党委和政府的威信荡然无存。老百姓们都说：‘经是好的，关键是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
我看没说错，前段时间不是刚查出盘山有两个干部，因贪占挪用等问题被依法判刑，可仍1日还保留党籍政籍，照常发工资，照常享受干部待遇，影响很恶劣啊！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
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监督不够，惩治不严！
在我看来，问题是出在下面，但责任却在上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干部的违纪行为都是上面‘逼’的，上面装清官，下面做贪官，这就是‘官官相护，无法无天’的根本原因！”
刘东川越说越激动，把面前的杯子碰倒都浑然不觉，一脸声色俱厉的表情。
“虎林是什么地方？虎林是为了新中国流过血，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区。维新和任然同志是后来的，没赶上中顾委乔老将军最后一次返乡。他老人家在虎林呆了六天，走遍了十二个乡镇，走之前他给润泽等县委领导鞠了一躬，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就像这土地，生命由此而生而繁衍，生命一旦离开了土地则朝夕不保，不论你曾经为这块土地抛洒过多少汗水和鲜血……”
刘东川顿了顿之后，接着说道：“他还说33年，陈老总命令他在这里扩红。他那时担任独立团政治处主任，负责扩红工作。当时，虎林县人民刚刚为反“围剿”付出巨大牺牲，血迹还未擦干，县委领导同志带头把自己的亲人送到部队。
在县委领导的带领下，仅3个月时间，虎林人民将自己1000名优秀子弟送来参军。而今这一千人里面又有几人归来？几人活着？几人成为高级干部？虎林县的母亲、妻子经过近20年战争岁月的苦苦等待，收到的仅是一张张烈属证，然而她们没有任何怨言，那是因为她们看到了当年的县委领导和她们一样作出了同样的牺牲……”
杜书记一闪即逝过诧异的表情，沉思了好一会，突然淡淡地说了句：“梁漱溟为农民讲话付出了代价，彭德怀为农民讲话也付出了代价，现在为农民讲话同样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呀。”
曹维新一愣，随即反应了过来，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急不可耐地说道：”赵书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农村问题堆积如山，农民负担积重难返，要寻求解决办法，少说也要三五年，咱们还是先研究研究一下吧。”
就在任然对刘东川的反应倍感意外之时，刘东川突然脸色一正，异常严肃地说道：“有些问题可以暂时搁置，但有些问题却刻不容缓。虎林人民太不容易了，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可就是他们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用100亩地的纯收入养活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甚至许多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着白条回家过年。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连封建社会的皇帝老儿都知道灾后免税几年以休养生息，而我们却在百年一遇的洪水过后向他们征收各种税费，大家不感觉到讽刺吗？难道这就是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见刘东川决心已定，瞢维新也不好直接反对，想了想之后，还是忍不住地问道：“那你准备从哪个方面人手？要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真要是搞砸了，是要大乱子的。”
刘东川权衡了一番，咬牙切齿地说道：
“问题出在虎林县，那就让虎林现行一步。省里不是有一笔扶贫资金嘛，咱们争取一下，用那笔经费抵扣虎林今年的省市两级统筹。同时，把虎林定为99年度我市税费改革的试点，出经验出成绩咱们就推广，出问题咱们就总结。”
不得不承认，这还真是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毕竟田代县长绝不是盏省油的灯，他既然出了这一招，那必然准备好了后手。要不他绝对不敢到处煽风点火，足艮老百姓们说什么”“中央给了你武器，你不用，你怪谁？你不自救，谁救你？”
更何况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与其出尔反尔的引发各种各样抗税事件，还不如顺水推舟，给上上下下一个交代。
想到这些，杜书记微微的点了下头，淡淡地说道：“几千名干部可不是开玩笑的，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钻进来，都自认为生是**的人，死是**的鬼，铁了心的要跟着党革命到底。现在又没有五七干校，安排不好一样会出大问题。”
这时候，任然突然举起手机，指着上面的一串数字，一脸苦笑着说道：”各位，我大概估算了一下，如果按照虎林农民去年平均收入的25％来征收，那虎林县、乡、村三级财政至少会出现十六个亿的缺口。要知道村组干部虽然没吃财政饭，但吃得也是农民负担，而且这个数字十分庞大。”
刘东川哪能不知道这些，见众人齐刷刷的盯着自己，便放下手中的茶杯，风轻云淡地说道：“事实上问题比这还严重，如果不错意外的话，用不着三天，虎林许多乡镇就会因此而陷入瘫痪。”
“为什么？”王副书记大吃了一惊，一脸不可恩议的表情。
不等刘东川开口，曹维新便苦笑着解释道：“在税费征收这个问题上，市里逼县里，县里逼乡里，乡里逼村里，a艮计划生育一样，动不动就一票否决。从老百姓手里收不着钱，任务又不能不完成，许多乡镇和行政村都借高利贷先交上，然后再慢慢征收。
老百姓们弃田撂荒，许多统筹根本就收不上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利滚利，利生息，借债没还完，又借新债，拆东墙补西墙。
一旦债主们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他们不堵乡政府的门才怪。”
乡镇陷入瘫痪，那就意味执政基础荡然无存。王副书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问道：“全县乡村两级财政大概欠多少钱？””不知道，但我想少说也有两三个亿。”
两三千万市里倒可以挤一下，对王副书记而言，两三亿可就是个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