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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主席没有表态，容总理是非常支持的。
这个时候，容总理继续说道：“你可以再说的细致一些，深入一些！”
“好！”
杨少宗微微点头，继续解答道这四点的基本原理。
首先，杨少宗的核心思路是维持低通胀的社会运转经济形态，实际上就是强制性的政府性的操控人民币内部升值，外部贬值，造成更大的国际竞争力。
他的核心理论是“低通胀的社会运转经济形态”，这是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变相逻辑结构，通过大幅度的社会福利和补贴来抵消货币通胀成本，增加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但是，中国不采取直接补贴农业、工业产品的政策，而是用社会福利去减少国民i，再通过低利率的方式进一步刺鸡国民消费。
实际上，政府很可能是要靠国债来维持这种福利政策，包括对住房、教育、医疗、交通的四大福利开支，比如说，政府直接兴建大量的免费二级公路，通过对石油产业采取完全竞争的态势，压迫整个社会流通成本的降低，由此减少i，增强整个内地市场的出口竞争力。
比如说在住房层面，政府大量兴建低保房、农村新屋，减少国民在住房领域的开支，这个开支削减下去，国民消费力就会增加。
政府承担债务，企业受益，政府最终靠收税来平衡开支，如果开支无法平衡，政府就发行更多的债务，或者是不断出售套现国有资产。
这个理论在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很难通行，但在中国，一个很庞大的问题是国民储蓄率高居不下，利用这个高储蓄率和长期的低利率就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国债中，暂时缓解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大量的国家资产可以销售，进一步的清偿债务。
当这个模式持续到一定阶段，政府完成大部分的基础建设，国民住房等刚性需求减弱，国家工业基本达到初级发达国家的水平，国家税收长期增收，国家收支就会逐步平衡。
基本上，按照这个政策去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大约在前二十年内，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财政几乎都有一定亏损可能，随着基建项目的减少，税收的增多，这个亏损会逐步转为盈利。
如果要进一步减少亏损，毫无疑问是要全力打击贪污腐败，削减政府常态开支，尽可能减少浪费性的开支。
杨少宗的答案是……走这一条路是非常困难的，没有决心打击腐败，没有决心拆解国家垄断机制，那就不要去做，相反，如果不这么做，中国经济想要在三十年内超过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差距太大。
哪怕gd表面上接近了，一个风浪打过来，你就全部完蛋，比、泰国也好不到哪里去。
用杨少宗自己的话说，泰国的路不能走，如果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增长到3万/平方米，给他1000亿美金，他可以将rmb汇率打空，等着央行抬高拆借利率，拆借利率一上去，股市必定崩溃，股市崩溃，房价随之崩溃，银行全面崩溃。
中国最后就会和泰国一样一无所有，要工业没工业，要钱没钱。
泰国的路，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宽松的货币政策产生的投资增长，而非科技性的增长。
即便是像这种科技性的增长，达到某一个阶段，美国一旦开始反击，还是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中国要增长，要超过美国，必须在发展道路上选择一条美国无法打击的范畴。
“低通胀的社会运转经济形态”的一个基础目标是构建“和谐的平衡的综合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基础层面还是要抓好农村经济和小城镇的经济建设，要做到社会财富的平均增长，不要任由社会财富急剧扩大。
这里面的关键还是要允许农村人口联合起来发展，继续发展乡镇企业，给农村乡镇的联合集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要减税，要增加农村人口的就地就业。
本地就业的一个关键是先打掉沉重的物流成本，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如果能够打掉，农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乡镇小企业就可以相互增益发展，大企业也可以深入更远的地区投资，而不是全面集中在城市。
第一卷 旗山奇迹 第一百九十七章 中左翼
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杨少宗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而且，他这个观点有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支持者，他和杨小凯是完全一致的观点。
其他人不敢苟同，不是不敢赞同，而是压力太大。
杨少宗第一次对政治局领导的汇报工作结束后，中央国务院很快就召集了国内的大部分经济专家集中讨论，杨少宗和杨小凯、陈锡华三个人联手写了一份学术报告——“中国经济在低通胀社会运转经济形态的可能性及其特点”。
国内经济学界的争论很大，蒲吴两位前任国研中心的主任各持一词，蒲老的意思是风险大，用抛售国有资产的方式去维持社会福利，如果经济没有发展起来，长远将为面临人材两空的局面，而且，同时搞均衡发展是不是更冒险，对原先的集中发展和率先发展政策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政策，是不是真的能搞起来，未尝可知。
吴老选择支持，至少在学术理论上，这是完全可以成立的，而且也是最好的选择。
茅章童等经济学界大佬选择沉默，模拟两可的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在中青年一代的经济学家中，大家的争论就非常鸡烈了。
说实话，如果提出者不是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背后实际上还有容总理的支持，这个争论基本很难引发。
大家的统一感觉还是风险大，继续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更好一点。
对此，杨少宗说了一句很吓人的话，他说——我看摸到资本主义那条路上的概率更大。
这种争论从99年2月底开始，一直持续到4月底都没有定论，座谈会开了几十次，关键是汪主席迟迟不肯开口表态。
有风险。
到了4月底，茅于时忽然开口说是风险太大，不可预估性的风险太多，此时茅于时正好是中央财经顾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的这番话对中央财经政策制定机构的冲击很大，而一向持赞同意见的容总理忽然也开始沉默。
意识到自己和杨小凯导师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提出的意见最终还是被淹没掉了，杨少宗多少有些失望。
5月3日的这天晚上，茅老到了国研院和杨少宗交谈了三个小时。5月1日，杨少宗以个人原因请辞国研院院长职务，黯然的以一个失败者的身份离开中国国家经济研究院。
杨少宗和茅老谈了很多。
茅老坦言，从理论上来说，这几乎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挑战美国的唯一机会，整套理论和数据推演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有两个代价，第一，必须大幅削减政府机构；第二，必须不断沽售国有垄断企业的股份，采取法国中左翼的政策。
只要中央有绝对的决心，根本没有所谓的风险，同样的路，法国、瑞典都已经走过去了，而且，中国绝对可以走的更平坦。
关键就在于这两个代价是国内“很多人”所无法接受的，大家宁愿按照现在这个模式去建设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主义”。
简而言之，中国能够成为世界霸主不重要，重要的是中石油和中石化不能卖，这是社会主义的象征。
茅老是代表容总理来的，两个提议，一是转而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这个事情，容总理安排好了，只等杨少宗开口；二是干脆辞职，杨少宗走了，大家感觉这个事情过去了，容总理来一个只做不说。
当然，容总理也不确定自己能做多少，但他会竭尽所能，做到自己的能力极限，问心无愧。
既然如此，杨少宗只能选择干脆了当的辞职，算是将这个事情暂时告一段落。
第二天，杨少宗就干脆利落的向国务院提交了辞呈，都已经收拾好了，他知道中国政治历来不乏痛打落水狗的事情，当他决定离开，他在国内就会失去所有的立足之地，至少在最近几年里，他是无法在国内继续像过去那样游刃有余了。
他已经决定接受香港政府的邀请，担任港府经济政策顾问，和导师杨小凯一起返回香港继续从事专业的学术研究，他们甚至已经挑好了一个新的课题——“亚元”，国际非主权贸易货币体系的运用及其作用，这是他们的新课题。
大家都已经默认了他们的选择，国务院报呈政治局批审还需要一段时间，杨小凯和黄有光已经悄无声息的前往香港，他们就将自此而离去，杨少宗则在等待最后的批示，然后将手中的工作转交给下一任国研院院长李兆棠，他的研究生导师。
历史永远充满了戏剧性。
实际上，根本无需报呈政治局这么麻烦，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