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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是怎样一种情况，苏城都不愿意在俄罗斯进行长期投资。连尤科斯公司都惨遭清洗，外国公司的命运更是难料。何况，中国的机会并不比俄罗斯来的少，苏城更希望通过银行金融系统，以及轻工产品，做一锤子买卖。
如今，锤子最后的一块锤柄，也安装到位了。
12月25日。
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
代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旗最后一次落地，克林姆林宫成为了俄罗斯的政治中心。
苏城第一时间被接到了京城。
“周老要见你。”候海青开着车，在机场接到了苏城。他在国务院工作，经常联络部委，这一次，他的工作却是联络苏城。上级给他这份工作，多半也是看在苏家的关系上。候海青对此也无可奈何，他总不能向上级领导说明苏家和苏城的关系并不密切。
苏城只是沉沉的点了一下头。周围人的表情和心态，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了他。海沧地处南方，工人们对政治的敏感度也没有那么高，谈到苏联的时候，大多是一种戏谑的心态。人在北京则不同，各种心绪扑面而来，有高兴的，有失望的，有愤怒的，有麻木痛苦的……仅仅是路过机场，就能看到许多面色阴沉的男人，来到部委集中的地段，来来往往的官员们更是表情严肃……
候海青的情绪也不高，闷闷的介绍道：“周老希望听你讲一讲苏联问题，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谈一下中国未来的路线。周老说了，放心大胆的讲。”
苏城轻轻点头。这个命题并不出乎意料。真正出乎意料的是他被接到北京的时间。
戈尔巴乔夫刚刚讲话不到3个小时，他就被送上了飞机，然后马不停蹄的去见周老……如此算来，他有可能是第一批介绍苏联问题的专家，这种待遇，已经近乎于幕僚了。
候海青将苏城送上轿车后排，自己坐在副驾驶座上，通过后视镜观察着苏城。
苏联在苏城预料的时间段内，以苏城预料到的方式倒掉了，结局还与苏城预料的一样，如果光用神奇来形容，那就白瞎了苏城写就的几十页研究报告了。假如仅此一次，大家还可以说苏城是猜中的，但是，经过中东石油桶、伊拉克战争、海沧事件等一系列的洗礼，即使是上层的周老等人，也把苏城的名字记得清清楚楚。
中国历史上，20多岁的高官不常见，20多岁的幕僚就非常多了……
苏城会成为周老专属的国际问题专家吗？这一遭要是做的好了，他也许就是了。
候海青羡慕苏城的同时，又将自己代入他的位置，暗暗思量：苏联倒掉了，中国怎么做……
在1991年，这几乎变成了一个常设的命题。但它确实中国最需要解决的命题，也是最难解决的命题。
国内思潮涌动，有过无数种设想。西方国家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不可避免的出现“全面西化”的论断，同时也有主张全面紧缩的“再革命者”……
候海青想来想去，终于是摇了摇头。如果让他来决定也就算了，让他说出理由来，那就太难了。
重新抬头，候海青偷偷的注意着苏城，发现他神色平常，不禁大为叹服，口中不禁提醒道：“还有15分钟抵达，到了以后就有可能举行会见，与会的还有另外两人。”
“明白了。”苏城并不意外的闭上眼睛，竟是一副小憩的模样。
对他来说，接下来的谈话，更像是体力活。
……
第三百四十四章 体力活
周老依然坐在会客厅的躺椅上，轻轻地前后摇动着，说明他在思考问题。
苏城进门的时候，已有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先生坐在了对面，同样是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候海青趁着他还没进去，小声说道：“南教授是戴教授的同事，专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问题。”
戴教授是苏城在做期货时，碰到的中东问题专家。他的同事，大约也是社科院的某位院士。
和中东那种“偏僻”地方不同，90年代研究东欧的学者太多了，建国后留学苏联的数万名学生，若是走了学术道路，几乎都可以自称研究东欧。因此，能在这个专业方向里脱颖而出，实属不易。
苏城见对方没有睁眼的意思，也就自顾自的找地方坐下，静静地等待着第三个人的到来。
大约四五分钟以后，一位浓眉大眼的干部，从容不迫的走进会客室。
周老慢吞吞的睁开眼睛，笑了笑，说：“来了。”
苏城和浓眉大眼的干部同时点了点头。
随即，这干部就伸出手来，风度翩翩的道：“我是外交部的焦国平，你是苏城吧。我看过你的采访。”
“是我。”苏城有种落在下风的感觉。
这位焦国平表面上看来和颜悦色，却令苏城感受到一种天然的咄咄逼人。也许是坐姿，也许是说话的语气，也许是看人的眼神，可以说，这位主儿明显是对话间的压迫练到家了。
苏城见的人也算不老少了，焦国平这种还是第一次，他不自觉的向后挪动了一点距离，才觉得轻松些了。
此时，周老已经酝酿好了，问道：“苏联的情况，你们已经了解了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遗产，我们已经派遣人员，与俄罗斯进行接洽，同时承认各共和国的合法地位。关于国内外的局势，你们怎么看？”
“从国家大战略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安全局势，将有极大的改观，来自北方的战争威胁，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国内的政治思想，将是新阶段，我们要解决的重点。”南教授做着简单的分析，语速不急不缓，道：“首先，全面西化不可取，戈尔巴乔夫的那一套，只能做反面教材。适度的紧缩，暂缓国际世界的交流，我觉得是可行的方案。”
“适度收缩？”周老不置可否。在改革开放期间，略作收缩的思想是不停出现的，苏联的问题，确实激起了很多人的担忧。
是否继续改革开放，在1991年末，1992年初，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南教授的意见，几乎可以说是暂缓了。
应该说，苏联作为社会主义老大哥，的确教给了中国许多东西。首先是十月革命的经验，其次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率，接着又是建国以后的援建，以及相关产业的扶持。同样的，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中国来说，也是一堂不可磨灭的教程。堂堂世界两极之一，竟然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连聚合残渣都做不到。
戈尔巴乔的策略，天真的像是内奸一样。
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假如破口大骂的话，一定会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不过，经过了五次反围剿和遵义会议的中国，也老早就从苏联老大哥身上学到了外国专家的不靠谱。邀请美国人来设计本国的财政改革，这种事儿，中国注定是不会做的。
焦国平就发言道：“我不担心中国会重蹈苏联的负责，我担心的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我认为，应该采取一些措施。保证改革开放的延续性，最好是能够给予国内明确的信号。至于国外，我认为静观其变就行了。”
他的最后一句话，稍稍有些针对苏城。因为“私掠证”并不是什么秘密工作，它的对外宣传是帮助苏联恢复经济，焦国平的意见，很有可能使之发生变数。
好在周老对已做出的决定信心十足，不置可否的点点头，就问苏城：“你觉得呢？”
“我赞同焦国平的意见。”人家说的是正确的，苏城也不想逆市而走。
焦国平愣了一下，旋即露出不易察觉的冷笑，道：“保证改革开放是一个大的提纲，具体怎么做，我还没有很好的想法，苏董怎么认为？”
听起来简单，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说是中国未来的治国方针都不为过。
焦国平根本没有去完整的思考这个问题。不管是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命题，还是一个真实的政治问题，这都是一个巨大的难解的谜题。往往需要数十名学者，以极大的耐心进行极深入的思考，才能完成。从焦国平的角度来说，这又是他进行的一次完美逼宫。
这句话说完，他甚至没有去看苏城，那是料定了他无法回答。焦国平转过头来，就准备继续延续性的话题。
这时候，却听苏城说：“应该说明，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同时，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集中精力搞经济，发展经济依靠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