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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开玩笑地奉劝那些想发财的、玩个性的、干事业的不要考公务员队伍，有道是不进则退，无论是清华的、北大的还是职业技术学院的，来到这个队伍大家都变的一样了。
吴天然虽然是东阳县的县委书记，是一方诸侯，但他就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在自我这一方面，分明有很多属于他吴天然的内核都在慢慢地消失。
比如，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他当初的理想就是看书、治学。在那个如饥似渴的读书时代，他没有钱买书。现在，他的办公室及家里堆满了书，却没有时间去看。原来他也是一个随和随性的人，现在渐渐变得不苟言笑了。大街上的小吃再好，他也不方便坐在那里了。天再热，他也不能背心、裤头地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了。身边的司机、秘书、公务员一见到他都是点头哈腰、必恭必敬的样子。他一开始很反感，但他也没办法批评他们。他是最反感一言堂的，可在大会小会上，只要他一说，同僚和下属们都会顺着他来，都说吴书记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指挥有方、措施得力。
很多时候，都让他哭笑不得。权力绝对是一把让双刃剑，官员有享受权力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权力带来的异化和风险。
在私人生活的压力方面，权力的分界不明与人性的约束不足，折射市场化路径选择的风险性。
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反映的是，干部掌握一定人、财、物支配权，在现实中面临着更多的金钱、*的诱惑，诱惑增多、心理压力增加。该情形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客观上权力是诱惑源，二是主观上抗惑能力是关键。
从理论上说，权力既是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受监督的。市场条件下的权力不见得会导致金钱与*对它的追逐。深入分析发现，问题源于我们的市场化本身。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在推动市场化，促进市场的发育，但我们实现市场化的路径存在风险。具体说，我们的市场化路径很特殊，是一种自上而下型的释放模式，即我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模式。在实践上，这就意味着必须设计出一种制度，约束或者限制权力的执行者的利益需求。因此问题的关键就是，我们的市场化是否有效取决于我们的配套制度能否时时跟进。
回到中国实际，我们发现，该制度还不太理想。由此，我们不难想象，为何在市场化逐渐深入的今天，权力不仅没有有限化，相反，在一定意义上更强势。因为它主导着市场化方向和决定着哪些领域和什么时候进行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实生活中，权力对资源的控制较为突出。反映在个体身上，就是干部成为金钱与*盯逐的对象。
而从主观上看，基于人性的普遍规律，在缺乏完全有效监督与约束的背景下，人性弱点将被放大。所以，掌握缺乏应有约束的权力的干部，在多方面的诱惑下出现复杂的心理和行为失衡也就难免。如一些干部心理狂妄，自认为位高权重，盛气凌人；一些干部无休止地追求更高的权力、更多的财富，不能自拔；一些干部与所谓方方面面的沟通、协调，觥筹交错，迎来送往，身不由己；等等。这说明，当前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除了客观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不可小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领导干部私人生活的压力来源于权力分界的不明和对人性弱点的约束不足，深层次反映的是，当前中国市场化路径存在潜在风险这一社会问题。
随着交往的增加和接触的范围变宽变广，来自钱、色的诱惑随之增加。社会上的不良现象让一些领导干部感到心理困惑。听之任之，觉得于心难安；改变现状，又无能为力。毋庸讳言，一些官员常常处在利益诱惑和高压反腐的“冒险博弈”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面临众多的诱惑，使他们成为腐败的“高危人群”，“但又同时面对高压的反腐态势。面对诱惑，要，还是不要，定力不佳的官员总会处在心理矛盾和煎熬中。”
身处压力锅中的中国官员们总是顾虑重重，“忧谗畏嫉”。“口将言则嗫嚅，足将进则踌躇”，可以大体上表达这种心理。领导干部肩负重要使命，其决策有风险。同时，职位升迁，荣辱得失，也是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问题。
实际工作中还经常面对各种考核、评估、一票否决等，还有各种形式的上访、告状等。对上级要负责，命令必须执行；对下级也要负责，体现人本关怀，夹缝中生存。更多的时候，“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费力不讨好。而现存体制的漏洞、缺陷，让领导干部工作上受到严重困扰。
尤其是基层干部，面临多样性的工作，他们成了“万金油”、“多面手”，今天督促农业生产，明天检查计划生育，后天又要进行“普九”教育，然后是各种各样的现场交流会、经验交流会等。更担心的是，抽查评比，一票否决，不合格的就地免职。
在这种氛围中，一些干部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恐祸从口出，带来麻烦。不作为有风险，乱作为也有风险。变通的法子，就是得过且过，少惹麻烦。“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机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官员对突发事件，如火灾、洪水和生产安全等的提防与忧虑等因素，使官员的心理压力倍增。同时，新闻媒体的发达，网络监督的兴起，使得官员不得不面临公众的审视，承受着公众质询带来的巨大压力。很多情况下，官员只要一言不慎，就可能会丢掉乌纱帽。有些官员从事本职工作擅长，但面对公众则显得能力相对薄弱，感觉到力不从心，增添压力。此外，很多官员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工作和应酬中，无暇顾及家庭，导致家庭不合谐，出现了夫妻离婚、儿女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也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部分主要官员对危机处理缺乏经验，使自身同时陷入能力和心理的双重危机，不但要手忙脚乱地处理善后事宜，还要承受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压力，一些官员无法排解，甚至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2003年在非典期间，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因“抗非”不力而被撤职。此后不久，中央又免去了海军司令员石云生、海军政治委员杨怀庆的职务，人们普遍认为这与之前发生的潜艇沉没事件有关。中国式的问责，应该说很早就开始了。1979年11月25日的“渤海２号”钻井船事故导致一位国务院副总理辞职，该次事故造成72人死亡和3700多万元财产损失。1982年3月，商业部部长因被揭露在某餐馆经常不当消费被免去职务。1987年的大兴安岭林区森林火灾导致林业部长、副部长先后被撤职。1988年1月份三起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导致当时的铁道部部长辞职。如果上述这些高官不贪不腐，仅仅是因为有些事情没有处理好就被免职，吴天然觉得仍有不少应当商酌的地方。
比如当年的大兴安岭森林火灾真的就与林业部长直接有关联吗？一个部长，他能具体管到东北的那片林子吗？远在天边的当事人玩忽职守，让北京的部长落马，能有什么办法？一个想干事，想把事干好的官员，他肯定会整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李毅中也曾对媒体坦陈心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半夜来电话。”这句简短的话语，正吻合时下多数官员的心态。
第四卷 风云突变 第281章 回头不是岸
一天下午，吴天然回到市里开罢会，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去山阳市委党校看望周子成。）周子成原是白河县的县委书记，因为处置“非典”不力，前不久被免去了县委书记的职务，现在担任了市委党校的副校长（正处级）。吴天然和周子成很早就相识了，当初吴天然任市委办一秘科长时，周子成就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了。周子成在年龄上比吴天然大几岁，吴天然见他总是以老兄来称呼。
事前通过电话，周子成一直在办公室里等候吴天然。
吴天然敲门进来后，周子成忙起身让座。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