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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这一点同样重要，隐藏的是他的真实目标。
第五卷 风云叱咤 第511章 又是两个13年
上文说到王国庆通过深入研究陈良宇的两个13年，并从中得出了不少经验教训。巧的是，他的爱婿吴天然目前也在研究总结两个13年。一个13年是他自己的，他参加工作已经13年了。另一个13年是李瑞环同志在中央工作的13年。
自己的13年，吴天然感到还是比较幸运的。他从一个普通的教师一步步成长为正厅级干部，其中虽然有不少酸甜苦辣，但也有奋斗的喜悦、成功的欢乐。这当中，自身的努力虽然占有一定的因素，但他更感谢组织的培养，感谢周围同志们的帮助。而李瑞环同志的工作经历和人格修养则让吴天然真切感受到了什么样的领导，才是一位称职的、受人爱戴的领导。李瑞环同志的一些文章，让吴天然很感动，有时候竟然会在不知不觉间泪水朦朦。当然，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有会心的微笑和醍醐灌顶般的开悟。
比如李瑞环同志在2002年11月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的一次发言，就让王国庆感动不已，一读再读。
这是一篇讲话稿，题目叫《让时光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活跃有序。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中共十六大文件精神，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叶选平副主席就九届政协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报告。会议期间，一些同志不时地通过各种形式询问我的工作情况，不少同志希望见个面、谈一谈。因为约的人多，时间有限，见谁不见谁也不好定，所以一律没见。很感谢大家对我的关心。利用这点时间，集中谈一谈我的事，我不知道我所谈的到底是不是你们想知道的。
中央决定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欣然接受，我认为这是中央对我的关怀。
我出生在农村，小时候在老家拉过犁，种过地，赶过车，织过布，许多农活都干过。我大概14岁开始织布。我记得那时我的个儿小，织布的坐机板高，脚够不着，家里还专门为我做了一个凳子。17岁时，我到北京做小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去给木工班扫刨花，当时有个木工工长，名叫王锡田，他说我很灵巧，让我学木匠。我就这样从一个普通的木匠开始，一步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
我当工人15年，包括做班组长、施工队长、突击队长，都是不脱产的。在基层企业做领导8年，包括做支部书记、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等等。在局级岗位干了8年，包括任副局长、局长、建委副主任、北京基建指挥部总指挥、市总工会副主席、团中央书记。在部一级即天津直辖市干了8年，大概是100个月。在中央工作了13年。加起来，我总共从事各级领导工作37年。
我这样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普通的木匠，能在领导岗位工作这么长时间，能被提拔到这么高的职位，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有人说这是空前的，即使不会绝后，起码也是少有的。我常想，过去在像我这样职位上工作的都是些何等的人物！我是跨三届的政治局常委，两届政协主席。政协主席，我算第六任。大家知道，第一任是毛主席，第二任是周总理，第三任是小平同志，第四任是邓大姐，第五任是李先念同志。许多革命前辈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建国以后或默默无闻，或职位不高，当将军、当部长的只是其中的极少数。每当想到这些，我总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唯恐因为自己的不足或不慎，给党和国家的工作、给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
我没读过几天书。大家看我的简历，没有专门上学的经历，不像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哪年中学，哪年大学，哪个国家留学。说我是上了6年小学，实际上由于家境贫寒、要干很多农活，那6年学也是断断续续。我们老家过去吃粮分五等：一等是白面，二等是亚麦，三等是玉米，四等是高粱（高粱又以白高粱为好、红高粱次之），五等是粮食（主要是玉米和高粱）加麸皮或糠。我们家经常吃的是第五等。我有个二大娘，老两口没有孩子，日子过得比我们家强一点，她时不时给我些玉米饼子或高粱饼子，放在火盆上烤烤吃。我对她非常感激，参加工作后，每年都要给她一些钱，直到老太太去世。我很小就喜欢书，到处找书看，亲戚、邻居的书，我总能想方设法借来看。记得有一年春节，我才十几岁，母亲叫我担两捆楂子去城里卖，然后买几根油条回家包饺子过年。我在街上看到一个老头儿在卖一套书，书的名字叫《巧合奇缘》。我一问价钱不贵，就用卖楂子的钱买了这套书，很高兴地回家了。到家之后，母亲问我油条在哪里，我说钱买书了，母亲非常生气，说过年没有油条，怎么包饺子。她拿起笤帚就打，我光着脚往外跑。腊月三十晚上，屋子外面很冷，我有个当家大嫂把我叫到她家，用被子给我暖脚。夜里，母亲还是把我找回去了，她拉着我的手，掉着眼泪说，妈妈知道你喜欢书，喜欢书是好事，可是咱们家哪有钱给你买书呀？
50多年的工作过程中，我没有赶上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我在中央党校呆过半年。那时中央党校刚刚恢复，校舍破烂不堪。时任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与我比较熟，就经常让冯文彬同志找我去党校干这弄那。我当时任北京市建委副主任兼基建指挥部总指挥，顾不过来。耀邦同志就通过中央组织部下令，让我上党校学习。我对耀邦同志说，你在中科院挨批时有一个“五子登科”，其中两个“子”（房子和炉子）与我有关。这次我什么都给你管，如果你再挨批，又得给你捎上。我当时是局级干部，由中央下令上党校学习算是个特例，因而在北京市引起了很多猜测，我那时的领导赵鹏飞同志还以为我要高升了，其实他不知道这又是一次半工半读。我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我的文化知识、建筑专业知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几乎都是利用业余时间自学的。由于学习底子太差，我几十年来一直在补课，有时简直是“恶补”。我一生为学习所付出的艰辛，在学习中所碰到的困难，是许多人难以想象的。我很早就当了劳模。劳模是什么概念？那时候的劳模简单说就是：干得多、干得快、干得好，吃苦多、吃亏多、奉献多。多干、吃亏几乎成了劳模的缩影。我至今还记得张百发同志当时作报告讲的一句话，叫“学吃亏，会吃亏，经常吃亏不皱眉”。我是一个劳模，还是一个突击队长，不脱产，还得多干活，学习的时间只能从比别人更少的休息中去挤。那时的工棚是通铺，你要在工棚里点灯看书，别人就没法睡觉。夏天比较好办，冬天只好穿上棉袄、大头鞋，戴上口罩，到路灯底下去学习。算计时间，节省时间，合理利用时间，成了我一生的习惯。对我来说，从来没有无用的时间，包括零碎时间。每次睡觉以前，我总是要想一个题目，总怕早睡着了。碰到大的难的问题，不是趴在桌上想，而是躺在床上想。我的若干篇讲话、文章的提纲，几乎都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我这一生为学习吃的苦实在太多，我确实很累，需要休息，需要轻轻松松地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愿望。
我是1989年6月到中央工作的。老实讲，我一直不太愿意到上边来。以前中央曾有两次要调我进京，我都想方设法地婉拒了。我多次说过，我这个人不适宜在上层工作，喜欢在下边跑跑、在人群里跑跑，愿意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活。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中央通知我到北京来，我对李鹏同志、杨尚昆同志说，我还是愿意在天津工作。但小平同志强调，动乱之后不准再讨价还价，我这才接了工作。到中央后，前3年分工宣传思想工作，后10年分工统战政协工作。两段工作，我都是边干边学。干得如何？只能由中央、由社会各界去评论。我自己只能说尽了心，尽了力，没有懈怠，没有大意。对选平同志在这次会上的总结报告，大家反映很好，认为九届政协工作很有成绩，也有不足。要我说，成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足不管大小都和我有关。
13年工作当中，我发表了一些讲话、文章。像任何事物一样，对我的这些讲话、文章，看法也不会完全一致。文章是思想认识的载体。客观事物在不断变化，人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认识总有一定的局限性，文章自然也不例外。我的这些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