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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形成了一个拍卖品牌。据统计，专场平均成交率达到80％，远远高于书画、瓷器等成交率，在拍卖行各专场中名列前茅。
吴天放深知，中国绘画承担着净化灵魂、启迪思想的文化责任。讴歌时代精神的主旋律始终是中国绘画创作中一缕灿烂的阳光。从不同的角度表达出理想主义的情怀，歌颂了英雄主义和时代正气。红色经典在继承优良传统中寻找艺术风格和绘画语言的创新，体现了可贵的艺术追求。红色经典之作在美术史上无与伦比。陈逸飞的《攻占总统府》为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所藏，当年陈逸飞和魏景山用全新的方式进行此幅油画的创作：先做出雕塑，再采用一种俯瞰的方式来绘画，开创了油画创作的新形式。作品最为真切地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我国美术界的巨匠们用经典油画串联起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史。每一幅油画背后都有一段激动人心的故事。营造艺术张力最恰当、最精准的就是“重大题材场景画”。画家敏锐地抓住瞬间的情态，英雄形象如同石雕造型，传奇色彩的故事，承载着深刻的历史意义，使得场景一下子就浮现在眼前，鲜明得宛如身临其境。场景升华了作品的主题思想，为美术创作树立了不朽的丰碑。
“红色题材”的中国画，反映出在传统基础上推进和拓展的过程。齐白石、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黄胄、石鲁、黄永玉等，可谓大师云集，名作荟萃。他们的著名作品，被印刷复制无数版次，影响巨大，艺术水平高超，是当之无愧的红色经典作品。国画与其他艺术门类一样肩负着社会功能，表现历史、歌颂领袖与英雄模范、鼓舞干劲成为绘画的主题，“社会现实主义”占据主导地位，人物画是这一时期油画创作的主流。强烈的意识形态、鲜明的时代烙印，是这一时期国画的特点，被后人称为“新中国美术”，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是“新中国美术”的一大特征，在中国画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红色题材”画从风格到技法到意境往往别开生面，这在大师们的“诗意”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吴冠中的《北国风光》，先有思想，后有意境，就好像拍电影之前先有了电影脚本，据此演绎发挥。看似没有主题，且焦点非常散，观众的目光可上可下、可左可右随意移动，在那浩浩荡荡的波涌中，去接天连地，去领会“诗意”。
吴天放觉得，当代画家们创作的反映大事件、大人物、大场面的画作是太少太少了。他到汶川一线去，就是要创作出一幅富有时代特色、民族精神与艺术创新的好作品来。
在自己的作品中，吴天放想，未尝不可以出现总书记、国家总理的身影。
第七卷 风云变色 第641章 读万卷书
当前，针对四川等地的抢险与灾后重建工作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作为中央巡视组，目前也不再到各地去巡视了。他们现在搞的是室内的案头工作，整理一些材料，研究一些制度。作为中央巡视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吴天然，这个时候，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一读书了。
特别是王聪聪已经去四川救灾一线了，吴天然也把吴克非在幼儿园里的生活改成了月托。这样以来，吴天然就有了大把读书的时间。
如前所述，到北京的这两年，吴天然在自己的业余时间，除了研读李瑞环同志的几本哲学著作外，他还有一个更大的工程。那就是要几年的时间，把中国的二十四史通读一遍。
吴天然能下这样一个决心，也是受到了李瑞环同志刻苦读书的影响。当然了，吴天然自己本身从小就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吴天然来到中组部以后，接触到了不少的高级领导干部。他有一个体会，那就是越是能力强的领导人，越是爱读书、爱思考。是啊，没有一个读书——思考——联系，再读书、再思考、再联系的反复过程，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成长、会成熟呢？
吴天然已经下了决心，一年看不完就两年，两年看不完就三年、五年，直到看完为至。
读史可以明智，以史为鉴赏，可以知兴替。二十四史总共3249卷，约有4000万字。它记叙的时间，从第一部《史记》记叙传说中的黄帝起，到最后一部《明史》记叙到明崇祯17年（公元1644年）止，前后历时4000多年，用统一的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经过一段时间的坚持，吴天然终于把“前四史”研读了一遍。前四史是二十四史的精华：包括《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四部煌煌巨著。
四部史书看下来，吴天然觉得真的有一种荡气回肠、心明眼亮的舒畅感。特别是对于司马迁用毕生心血所著的《史记》，吴天然更是连读了5遍。
对于前四史，吴天然一边读还一边写读书笔记。在阅读的过程中，他就发现在鲁迅先生的杂文中，有很多史料，就是出自于前四史。对于《鲁迅全集》，我们已经知道，吴天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通读了一遍。参加工作后，他又读了两遍。在读史的过程中，吴天然又想到了久违了的鲁迅先生。
在读罢前四史，吴天然就又简单地翻阅了一下《鲁迅全集》。这一次，他还花了一些时间，对鲁迅先生一生的收入情况进行了统计。他发现，鲁迅并不想很多人想像的那么贫困。就他目前的经济现状讲，还远不如鲁迅先生富有。
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但通过《鲁迅全集》，吴天然基本上算清了鲁迅24年的收入帐，鲁迅先生的收入来自下列四方面。
（1）公务员收入。
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多年，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
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洋；8—9月，每月“半俸”125银洋；10月后定薪俸220银洋；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洋，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洋；1914年8月薪俸增为280银洋；1916年3月后增为300银洋。
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一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洋。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23即平均月付200银洋左右。
（2）教学收入。
五四运动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六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
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其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
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
（3）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收入。
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四年又一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
（4）写作、翻译和编辑收入。
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