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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熊峰和文强是泸州警校毕业的校友。而两人的第一次会面，却是在文强的押解车上。
“我当时坐在文强的正对面，旁边有武警和特警，我一直盯着他，他一直低着头不和我对视。当时他整个人的状态……很难形容”，熊峰皱起眉头回忆，“他被押上车后，两腿比较放松分开。我说：‘你坐好！’一句话，他就坐好了。”
“当你亲眼看到曾经的领导家生活这么糜烂，气愤是油然而生的，就不会再对他有敬重。”熊峰说。
“单刀会文强”的人。
“091专案组”是因为“2009年打黑的第一号重要案件”命名的，由192人组成。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高晓东任组长，正是他到北京，抓捕了正在参加会议的文强。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你去的时候做了多少准备？带了多少人？”
高晓东副局长回答说：“就我与一位重庆市纪委的同志，还有3名武警。”
“带枪了吗？”
“没有。”
“当时有没有考虑遇到抵抗的危险性？”
“实际抓捕过程没有抵抗。”高晓东副局长回忆说，“我们是深夜到文强住的宾馆房间，把他叫醒了，坐到沙发上说了抓捕理由，就没有给他什么抵抗机会。”
高晓东复述了当时他对文强说的话：“你也是公安局干过的，你也执行过这些，这个时候任何多余的行为和想法，都会对你带来不方便，也会让我采取一些行动，给你带来不方便。请你，配合。”
文强坐在沙发上只问了一句话：“是不是异地？”
“他问的这是行规，指的是异地关押。我说：‘不是，回重庆。’他就不再说话了。当时他对我们到北京来抓捕，是没有料到的。”高晓东说。
此后收走了文强身上所有可能用来自我伤害的尖锐物品，“除了把眼镜还给了他”。“没有惊动住在旁边的任何人”，坐当天早上第一班飞机回到了重庆。
高副局长介绍，文强涉黑的问题是王天伦、谢才萍等涉黑团伙的嫌疑人在讯问时逐渐交代出来的，到文强被抓捕，有两个月的跨度。
“这两个月是极其漫长的。”高晓东副局长说，“期间文强开过好几次会，我还跟他见过好几次面。”
因为关系到能不能把文强平安带回重庆、文强会不会逃逸，事前他们对抓捕一事进行了严格保密。在“文强涉黑”还只是一个传言的时期，重庆坊间就流传出“文强说在重庆没人能动他”的话。
“等到真正动了他的时候，没人再说那话了。”高晓东副局长平静地说。
事后，官方评价此次抓捕行动是：“静若泰山，动如猛虎。”
曾经的“文老大”是如何招供的。
专案组一共讯问了文强8天，就取得了他包庇纵容6个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和*罪行的口供，这个速度令专案组民警自己也十分惊讶。
讯问文强等人的重庆市公安局禁毒总队队长王智说：“一开始，我们准备了很多套预案，也演练了很多次对策。因为知道他原来是分管刑侦的公安局副局长，我们认为他抗审讯能力应当很强，但实际并非如此。”
讯问过程中，文强对专案组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查着了，我就认。”
“他也在试探我们知道多少他的老底。我们的方针就是‘重证据，轻口供’，前期取得了大量的人证物证，甚至做好了零口供的准备。”专案组成员、忠县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雷明文说。
“我们这次打黑，不是一个官员牵扯出涉案20万元，就只查实这一个案件中的20万元，判决了结，而是深挖官员。我们都知道，黑社会如果没有官员保护撑腰，它发展不了这么大，所以我们就要打它们背后的保护伞，打得彻底。其实，一开始关于文强只有三五条线索，最后审出来这么多团伙都牵扯到他，就是因为我们抓住有问题的官员深挖。”王智说。
专案组调查发现，有民警送了10万元，只求和文强一起吃饭、攀上关系，但钱送完后，到现在也没和他吃上饭。
王智介绍说，“文老大”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告他的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很多老百姓都知道”。
“我们还走访过一个民警，他曾向文强汇报工作，从头到尾，文强的二郎腿都没拿下桌子。这样的领导能让别人从心里尊重和信服吗？”专案组成员雷明文说。
2005年，有色情服务的白宫夜总会遭到查缉，其负责人岳宁将此事告知了文强。文强立即通过市局指挥中心，要求治安总队副总队长陈涛马上赶到夜总会向岳宁敬酒，并称“这是我的朋友”。
2006年春节，文强到“大世界”夜总会唱歌，当即打电话给辖区派出所所长，要求其10分钟内赶到。当他赶到后，文强竟然要求该所长向在场的包房小姐挨个敬酒。“七尺男儿”的所长，委屈落泪。
重庆市公安局原公交总队副总队长赵利明向专案组供述，有一次去喝酒，文强专门把他和重庆市公安局刑警总队原副总队长黄代强留下，很凶地问他：“你看是站着说，还是跪着说？！”赵利明吓得马上单膝下跪，文强骂了他半个小时。
王智队长并不懂重庆话，同事曾建议不要由他来审文强。“因为他们记得，以前公安部领导来重庆时，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全程都说重庆话，说话的态度也非常霸道，目空一切，领导一句没听懂。因此，大伙儿都认为文强不会说普通话，但是我审讯他时，发现他竟然能说普通话，而且对答如流！”
“一个人在任时和落马后，态度就能反差这么大！”王智感叹了一声。
文强的受贿观：收钱是享受权力。
“受贿对于文强来说，已经多到记不清，他自己也只能记住个大概。”王智说。
文强案一审的检察院起诉书中写到文强在2005年和2007年，先后两次将黄代强、袁元叫到办公室内，将装有现金人民币41万元的纸袋和270万元的旅行袋交给其保管。
“实际上那都是文强在当年春节里收的钱。”王智说，“他给我们交代说他在办公室里接待送钱的人，送一捆他就往抽屉里丢，送一捆丢一捆，根本不细看。等放在旅行袋里拿回家和妻子周晓亚数钱时，才发现其中有一捆1万美元的，已经记不得是谁送的了。”
根据自己的“经验”，文强还告诉专案组的民警说：“给领导送钱送1000元就行，送多了也没用，领导根本记不住是谁送的。”
文强收受贿赂、奢侈品名录曝光后，社会舆论大为震动，一位网友留言说：“不懂一个干部怎么能聚敛成这样？！他一个局长要这么多名表又戴不了，到底图什么？”
专案组的民警们谈到了他们眼中的文强心理。
“其实文强对金钱的概念很奇特，他并不真在乎收了多少钱，他是在收钱过程中享受到了权力带来的愉快。他记不得多少人给了他钱，但谁没给他钱，他一定记得住！”王智说。
在讯问时，文强的弟媳谢才萍向专案组说过，文强、周晓亚“虽然是亲哥亲嫂，求他们办事也得给钱”，有时候她两三个月没送钱去，周晓亚的脸色就不好看。
文强妻子周晓亚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提供了很多证言，文强藏在蓄水池的600万元就是依靠她的证言挖出来的。讯问过她的民警认为：“其实她心里是很恨文强的。”
王智回忆，周晓亚在被讯问时说，经常在家接到其他女人的电话，说文强现在又在哪里，和哪个女人在一起，一开始她心里很难受，后来都麻木了。“她说在家里感情最深的，第一是儿子，第二是家里那条狗，第三才是文强。”
据专案组介绍，周晓亚曾回忆，2009年1月到8月，文强一共回家住了不超过7次，每次都是喝的酩酊大醉。其他的时候，都是在宾馆开房。
2008年4月，重庆市委曾经通知文强去开会。据周晓亚向专案组供述，当时文强以为要查他了，就告诉她：“如果我3天没回来，就是出事了，去桥上把钱都扔到长江里。”只有那一周，文强被吓得天天回家，后来就“又猖狂了，在外面过夜不回来”。
2000年中国“头号悍匪”张君被重庆警方擒获，当时文强曾因“张君案”而声名远扬。
专案组民警对此谈到了两个细节：“在张君被抓获时，文强在离几百公里远的地方接到消息，就驱车急忙赶来，把脚踩在张君头上拍了照。当张君被审讯完时，文强进来了喊等等，然后就坐下，装模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