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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这与车臣问题不同，甚至有着本质的区别。对车臣，咱们打掉一个杜达耶夫，或许就能解决问题，可对远东呢，咱们即便是把小狐狸给抓住，你又能怎么去审判他？给他按一个什么罪名才能抵消远东人的抵抗情绪？再者，拿掉他之后，谁又敢去接替他的位置，谁又敢夸口能比他现在做得更好，更容易被远东人接受？这不是一个人的利益问题，而是上千万人的利益问题，这一股逆反力量是惊人的，你不让他们好好的活，他们就会让你死，可以肯定的说，现在不对小狐狸采取措施，远东还能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微妙局面，而一旦咱们这一步走出去了，远东……就算离莫斯科彻底遥远了。”
“小狐狸，给他自己出了一个难题，不幸的是，这个难题也把咱们难住了。”叹口气，索布恰克最后说了一句。
第五六六章 要狗不要狼
维克托的疑惑并非没有道理，联邦中央政治体系健全，从央行到各个行政部委，再到代表会议、白宫、克里姆林宫，这一个个的职权部门分工明确，职能工作分配具体到位。而远东呢，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除了以郭氏集团这个“政经机构”为核心的一大堆州一级贪官之外，他们的政府职能部门残缺不全，甚至很多基本的政府单位都处在一个无权，甚至是运行停滞的状态之下。
细数一下，远东没有负责宏观经济调控的央行，这部分职能完全被远商行取代了，而作为一个商业性的银行，远商行是远远无法承担央行那种操控经济全局能力的。涉外宏观投资部门远东也没有，虽然郭守云现在正在重组这一类的机构，可是其主要职能还是由远商行的来代行的。其它的，诸如什么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类的部位组织，远东也不存在，这些方面的大决策，就是由郭氏集团作出的，至于地方性的决策，则是由各州政府部门自行制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远东能用两年时间恢复经济，联邦中央却至少需要八年以上的时间，这里面的差别，或者说是差距在哪儿啊？
维克托想不明白这个问题，因此他甚至舍弃了一直以来对远东觊觎的关注，在对待郭守云这个人的问题上，这头精明一世的老狐狸陷入了迷茫，对他来说，一边是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利益，另一边则是远东上千万民众的利益，如果不趁现在打掉“小狐狸”，远东将来很可能是出问题，将会损害联邦的国家利益。而如果现在出手，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除掉他，那么毫无疑问，远东两年来取得的经济建设成果将会毁于一旦，因为在除掉小狐狸之后，莫斯科无论派谁前去远东，也不管远东由谁站出来继续担当郭守云这个角色，远东的经济也不可能继续发展下去了。
最重要的是，远东经济的发展已经与远东的独立倾向直接挂钩了，在联邦经济没有整体恢复的情况下，远东经济越是发展，独立倾向就越是严重，要想打掉这种独立倾向，就必须整垮远东的经济，让它重归联邦整体。在这一点上，仅仅拿掉一个郭守云是不起作用的，而直接摧垮远东的经济发展趋势，那就等于是直接摧垮上千万远东人的生活，在这个问题上，即便维克托再雄心勃勃，再不计个人荣辱，他也不敢作出类似的决定，别说是他，即便是如今的克里姆林宫领导层，也不敢做这种决定，因为这是要背负历史性责任的。
不过话回来，维克托想破脑袋都想不明白的问题，郭守云倒是看的很清楚，在他的私人笔记中，有一段很长篇的论述，就是针对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在官僚体系完备的联邦中央内，经济建设无法取得成就，而在远东这么一个新兴的、官僚体系存在诸多漏洞的地方，经济建设的工作却能在短期内取得成效呢？郭守云对这个问题的出现，归纳为一个“贪”，而细说，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贪”，与“自下而上的贪”，这两者之间所存在迥异差别。
在郭守云经济、政治治理的观念里，以国家为单位的官僚体系，存在着上层、中层、基层三大体系结构，这三大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完成的国家官僚体系。在联邦范围内，随着前苏联的阶梯，联邦官僚体系内，真正出现变动的，是上层权力体系，而中层，尤其是基层官僚体系，根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同时呢，为了能够保有自己的权力与地位，以克里姆林宫、代表会议为核心的上层官僚体系，还不得不依仗中层，尤其是基层官僚体系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中、基两层的官僚体系权力无限放大，同时呢，贪污腐败现象也开始在这两大体系内扩散蔓延，甚至达到了一个猖獗的地步。
反过来，再看远东，由于郭氏集团的出现与崛起，整个远东、十几个州，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中层官僚集团，这里只有两级，以郭氏集团决策层、各州政府市长议员为代表的上层官僚集团，以及以各城市、各城镇主要官员为代表的基层官僚集团。同时，由于郭氏集团的强势存在，远东州一级政府官员的出任，往往都是通过受郭氏集团操纵的所谓选举“产生”的，他们与基层官僚集团之间不存在直接的联系，更不受后者的控制。
由于远东与莫斯科的官僚体系存在这样的本质性差别，因此，当腐败在基层官僚集团内泛滥的时候，远东与莫斯科将会出现两种情况：前者对基层官僚集团的腐败可以抓，也可以不抓，决定权完全在上层官僚集团的手中。而后者呢，由于权力来源于中下层官僚集团的支持，因此，莫斯科的每一项决策，都要小心谨慎，左右权衡，以避免对中下层官僚集团的利益产生冲击。
“阎王好见，小鬼难缠。”
按照郭守云的见解，在一个国家的权力体系中，腐败最致命、最严重的问题，绝对是存在于基层官僚集团内部的，之所以这么认为，有三个原因：第一，基层官僚集团体系庞大，他们的数量基数，远远超过上层官僚集团。举个例子，远东十几个州，州一级的州长、州议员，全部加在一起无非就是百多号人，这些人固然全都是贪污腐败分子，可把他们捆到一块，每人每年贪污一千万，无非也就是上亿资金罢了，这点“黑金”整不垮一个国家，甚至连郭氏集团都撼不动。而另一方面呢，在州一级一下，各城市市长、市议员、镇一级官员，以及各部门官僚，他们捆绑起来，那就是数万甚至是十数万政府官员，如果这些人每年每年贪污区区一百万，那又会诞生多少“黑金”？第二，相对于上层官僚集团来说，基层官僚实际上就是政策的直接执行者，与他们紧密联系的，就是远东上千万民众，如果这个基层官僚集团形成了统一的体系，并且开始像联邦其它地区那样，有了他们自己的主心骨，那么上层官僚推行的每一道政令，一单牵涉到他们的利益，就会引来最直接的抵制。政令不通、施政不畅，中央出台的利好政策，经过基层官僚的直接操作，立刻就会变成实际上的“利坏”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积弊日久，什么经济问题还能抓的好啊？第三，基层官僚与上层官僚集团不同，后者贪污腐败，直接攒取的国家利益、国家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是很难同民众利益直接挂钩的。举例来说，国家财政部长贪污腐化，他绝对不会朝某个具体的工厂企业伸手，因为他够不着，同时也没那个心情。而前者呢，那是不一样，他们搜刮的目标，就是就是具体到某一城镇，甚至是某一个企业工厂的民众身上。因此，普通民众感受到的官员腐败，往往就是来自于基层官僚，而由此产生的官民对立，也基本就是民众与基层官僚的对立。正所谓天高皇帝远，基层官僚的官员们，在对获得了上层权力保护伞的情况下，往往就退化为禽兽不如的匪类了，从盘剥民生，到肆意挥霍，甚至到强抢民女什么的，一个镇级的官员，往往比中央大员还要嚣张。
“以整饬贪腐为由，对上层官僚下手，纯粹是政治斗争的需要，而对下层官僚动手，则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削弱官民对立。”郭守云作为一个走官商路线起家的地方权豪，他对此看的非常清楚。因此，在构建远东郭氏集团权力体系的时候，他的手只伸到了州一级主要官僚的身上，而再一层，他没有继续伸手。
这样一来，远东的政治体系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割裂——上层官僚与基层官僚之间存在的割裂。郭守云全力保障的就是上层官僚们的利益，凡是州一级的官僚，都能得到郭氏集团庇佑，他们的权力来自于郭氏，而不是来自于下层官�